当前位置:www.2257.com-葡京www2257com投注网『官网』 > 文学天地 > 先生手校书之存沪上者

先生手校书之存沪上者

文章作者:文学天地 上传时间:2019-11-10

图片 1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11年冬随罗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初回国, 1925年以后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年仅五十。一生着述甚多,先后涉及词学、曲学、史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等多个领域,均卓有建树。

戏曲研究,只是王国维在1907~1913年间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的主要部分。期间编着有《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曲调源流表》一卷、《录鬼簿校注》、《古剧脚色考》一卷、《宋元戏曲史》等。这些着述为中国戏曲史这门学科的奠定了基础。

图片 2

《曲录》,清王国维撰,晨风阁藏书本,(图片选自《汉籍数字图书馆》)

王国维主要以实证方式研究戏曲,故首重文献。他居风气之先,收罗了大量的曲籍,而且手自抄录批校,故《宋元戏曲史》序文称:“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但王国维去世时,平生所集词曲善本多不存于家,且下落不甚明了。

王国维的助手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先生手校书之存沪上者,尚有数十种。其校书年月,与其他行事之未详者,当续行补入,以俟写定。”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一文中则说:“先生于词曲各书,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选》,则校以《雍熙乐府》,《乐章集》则校以宋椠。因原书早归上虞罗氏,今多不知流归何氏,未见原书,故未收入,至为憾也。”

图片 3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刊于《国学论丛》1928年第3期

也就是说,王国维手校的词曲书籍中,“有数十种”“早归上虞罗氏”,后则“不知流归何氏”,下落不明。

那么,王国维旧藏的词曲书籍为什么会归于上虞罗氏的呢?

王国维《丙辰日记》,在离开日本归国的前一天,即正月初二日,记云:

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若至沪后则借书綦难。海上藏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擘,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可以屡烦耶。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盖近日不为此学已数年矣。

据此可知,1916年旧历正月,王国维离开京都赴上海任职之时,罗振玉择其“大云书库”藏书中的复本相赠,王国维则以所藏“词曲书”作为回馈。故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在得到罗氏赠书的同时,王国维“亦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盖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也说:“公先予三年返国,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罗氏大云书库藏书号称五十万卷,则所赠达五万卷之多。赠书一事,罗氏后人也每有提及,以表明罗氏对王国维的恩惠,只是王国维同时“以词曲书赠韫公”一语,则不甚受人注意。

图片 4

《王静安先生年谱》,清赵万里编,(图片选自《汉籍数字图书馆》)

王国维在京都前后五年(公元1911年11月-1916年3月)。在公历1912年底、1913年初,他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的撰述,此后转向史地及古文字研究,而未再涉及戏曲研究。在京都时,王国维可以方便地利用大云书库及京都大学藏书,其文史研究,进展神速。后因生计问题,不得不先行回国,任职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当时所担心的是在上海时资料利用不便,所以“从韫公乞得复本书若干部”。罗振玉慨然将其藏书中的复本相赠,但以王国维的性格,自不肯完全无偿接受,故亦思有以报之。由于王国维本人已经无意继续从事词曲研究,而书籍本身有其价值,所以将所藏“词曲书”送给了罗振玉,以作为回馈。虽然在总册数上以罗氏所赠为多,但罗氏所赠者,均为“复本”;王国维回赠者,虽不过区区“数十种”,却都是“善本”。当然,在1916年,王国维已经完全放弃了词曲研究,因而将“多馀”之书,以作回赠,也是合适的。两人谊属知交,原不会有过多的计较。

这里,王国维自记是“以词曲书赠韫公”,赵万里则称“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两人所说的是同一事实。只是王国维说得极为平淡,这符合其性格行事;而赵万里则特别点出是“善本”,意在表明王国维所回赠的亦非寻常之物。

所以王国维旧藏词曲归于上虞罗氏,正反应了罗王两人的深厚交谊。

图片 5

罗振玉与王国维

王国维回赠的这些词曲书籍,由罗振玉的四弟罗振常收存。

罗振常(1875-1942),字子敬。他在罗氏家族中,擅长经营。而古董字画及书籍的买卖,原是罗氏家族共同的生意。罗振玉本人学术与书籍出版兼顾,具体的经营与销售,主要是通过罗振常。罗家在上海汉口路开设有书店“蟫隐庐”,即由罗振常打理。罗振常小王国维两岁,也曾在东文学社学习日文。故两人实为同学,交往密切。王国维曾以《词录》手稿,交付罗振常。王国维在1916年归国居于上海时,经常出入于蟫隐庐看书购书,或访罗振常,以作“闲谈”,如《丙辰日记》记正月初八日“出至蟫隐庐书铺”;初九日“坐电车至三马路蟫隐庐,与敬公闲谈至晚十时归”;十二日“午后出至蟫隐庐”;十四日“至蟫隐庐”;十八日“午后二时出,过蟫隐”,亦可见两人的交谊。

图片 6

王国维《丙辰日记》,国家图书馆藏

1916年之后,王国维旧藏的这些词曲书籍,已经属于罗家的私产,保存于上海罗家。但到1928年初,在王国维去世一年后,罗家所存的王国维手校书籍,也“多不知流归何氏”了。

何以如此?原因是1927年的夏天,罗振常将王国维所赠的这批书籍标价出售了。这批书籍的出售,与王国维的突然去世有关。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作遗书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遂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一时学界震动。其后事及遗孀子女的生计,也大令师友关心。

在这一背景下,罗振常开始整理从王国维处得到的这批词曲书,为之撰写识语,或加浮签,公开出售。据笔者考知,大部分已经流往东瀛,为日本学者与学术机构购藏。

地处京都的大谷大学,收藏有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一种,上有“王国维”印,其第四册有内藤湖南识语:“丁卯六月,王忠悫公自沉殉节,沪上蟫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获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

据此识语,我们可以知道,罗振常曾将王国维所赠的书籍公开出售,并号称“以充恤孤之资”。但罗振常显然只向读者说明这些书籍是王国维的旧藏,而没有解释这些书籍此刻在产权上是属于罗家的,可能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要作说明,也颇不易说清楚,故省略了。

王国维的旧藏书籍,居然由罗氏出售,如果不了解前文赠书之由,显然易生误解。

其次,罗振常虽然在售书时表示会将出售所得,用来抚恤王氏亲属,但观王国维子女的回忆文字,完全没有收到此类款项的记述,所以这些款项的去向,也值得一议。

罗振玉与王国维谊兼师友,且为姻亲。王国维去世前一年,长子潜明病故,其媳为罗振玉三女孝纯,因与婆母有隙,竟归罗家。在处理后事过程中,罗振玉护女心切,王国维则因丧子之痛,心绪亦未佳,两人在协商中出现未谐之音,遂使三十年师友,反目绝交。一年后,王国维竟赴水而死,罗振玉深表愧悔,亦思有以弥补。据其《集蓼编》所述:“予即醵金恤其孤嫠,复以一岁之力,订其遗着之未刊及属草未竟者,编为《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由公同学为集资印行。”可知确有“醵金恤其孤嫠”的举措。但在当时,王国维的家人似乎并没有收到这种救恤款,故未见其遗孀与子女提及。所以罗家所做的事情,大约是把筹得的费用,用作出版王国维遗着的开支,而以版税归其家属。也就是说,罗振常出售王国维旧藏词曲书之所得,可能主要花费在王国维遗作的出版费用上了。

图片 7

《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一百二十二卷,分为四集(图片选自《汉籍数字图书馆》)

王国维旧藏的这些词曲书籍,此时实是罗家的私产。但罗振常公开出售时,号称“充恤孤之资”,在日本的王国维知交与后学,因敬重静安之学术,并重其交谊,遂多越洋认购,以作纪念。据笔者所见,有王国维的旧雨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学生神田喜一郎,京都大学后学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戏曲研究者久保天随,以及京都大学、东洋文库等公私机构。于今检视,均属孤本或稀见之本。故赵万里说“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属于事实。这是近代以来从中国学者手中流徙日本的最重要的一批戏曲文献。

王国维赠予罗氏的“数十种”“词曲诸善本”,现在虽然已经难以知晓其全体面目,但通过现存日本之王国维词曲旧藏,尚可考见其大概。

兹举笔者在日本各图书馆所见钤有“王国维”印者,并参酌近人着录,胪列如下:

宣德原刊本《周宪王乐府三种》三册、明文林阁刊《绣像传奇十种》二十四册。此两种今藏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据该馆的图书入库纪录簿,三书于1927年12月15日入藏,注明系直接从上海蟫隐庐购入;

清代精钞本《西堂曲腋》四册,铃木虎雄购藏,于1956年3月归京都大学文学部;

明广庆堂刊《折桂记》二册,吉川幸次郎购藏,后归京大文学部;

明继志斋刊《重校窃符记》二册、明万历刊《玉茗堂重校音释昙花记》二册,此两种系神田喜一郎购藏,今归大谷大学;

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四册,内藤湖南购藏,有识语见前文所引;后赠予学生神田喜一郎,今亦归大谷大学;

明继志斋刊《重校紫钗记》四册、唐振吾刊《镌新编出像南柯梦记》四册,久保天随购藏,后经神田喜一郎,亦归大谷大学;

万历刊《词林白雪》六册,仓石武四郎购藏,今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图片 8

明继志斋刊《重校窃符记》,内中钤有“王国维”印,大谷大学藏

从上述情况看,学者个人所购藏者,多为单种,册数不多,单价相对较低,也可知确为购作纪念而已。

而最集中的一批,达二十五种,1928年7月,经日本的文求堂书店,由东洋文库收购,这一批书籍,当时铅印有一份书目,青木正儿将所得这一书目,连同王国维遗像、遗书、报道王国维死讯的报纸,一并重装于王国维在1912年手赠给他的《曲录》内。此目录题作“海宁王静庵国维手抄手校词曲书目”,一叶,铅字排印,内録有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共二十五部,二百四十册。此份书目恐即是罗振常印制的求售目録。据此,罗振常当是将王国维所赠书籍,分批出售的。

东洋文库所藏,有二十种为词籍,另含戏曲相关书籍五种:

《元曲选》一百册,明万历刊本,王国维句断、校录,并附识语;

“明剧七种”六册,有两种为王国维影钞,并有题识;

《录鬼簿》二卷,王国维手校本,有跋;

《曲品》三卷附《新传奇品》一卷一册,王国维手抄并跋;

《雍熙乐府》二十册,明嘉靖十九年序刊本,有王国维识语。

以上藏本,大多有罗振常识语或浮签,如“明剧七种”之《新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卷末记:“此种乃忠悫手自影写,丁卯仲夏,上虞罗振常誌。”并有“罗振常读书记”印。这类批跋,主要是说明属于王国维的手泽,用来表明其价值。当是1927年夏日,这批书籍待沽之时所为。

也有原本有欠完备,而加以补钞者。如王国维手校本《录鬼簿》,罗振常跋:“丁卯孟夏,以大云书库藏旧抄尤贞起本校一过,知艺风虽以影钞尤本寄示,观堂未及校也。罗振常记。”“尤本有序,为此本所无,别录之。”观东洋文文库所藏此本,首页序文笔迹不同,实系罗氏据王国维旧藏之尤贞起本影钞本补录。

图片 9

王国维手校本《录鬼簿》,日本东洋文库藏

王国维的旧友、后学所购,多是单种曲籍,且无批校,其价格当不是很贵,个人财力能够承受,故纯属购作纪念。而二十五种词曲书籍,主要为钞本,多有批校及跋文,或施有标点,数量庞大,其价钱当是不菲,故须是东洋文库才有这样的财力来作购买。

东洋文库收购的这批书籍,在1977年榎一雄撰《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文,首次作披露,1990年被译介到中国(见《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为中国学者所知。但有学者怀疑这当中某些书籍并非王国维所藏,亦非王国维手抄,而是罗振常的伪题,因为“真假混杂以卖大价钱历来是古董商、书商的惯技”。其依据是曾问询罗振玉的女婿周子美,周氏说,王国维卒后,儿子不攻文史,继配夫人不甚识字,王家有些书交罗振常蟫隐庐出售,而罗振常曾将不是王国维的藏书也盖上王国维的印记。当是时人不知王国维旧藏“数十种”善本已赠送给罗家,仅见罗氏售书,加以对罗振玉的人品有所怀疑,遂以为罗氏所售之称出于王氏旧藏者,属于伪托。此类揣测,实不足为凭。

笔者还可以举出相反的例证。如前所举铃木虎雄旧藏本《西堂曲腋六种》,笔者在京都大学检阅原书时,并未发现钤有王国维藏章,故最初并不把这种精钞本作为王国维旧藏。后见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附录列有《西堂曲腋六种》一种,其“备考”内注:“王国维氏旧藏有钞本,今归吾师铃木虎雄先生所有。”因知出自静安旧藏。若今人的怀疑属实,则此种《西堂曲腋》也应当钤有“王国维”印;今此种并没有王国维的印记,但仍然作为王国维旧藏出售,说明罗振常并没有作伪。同时,现今所知,罗振常出售王氏旧藏词曲,集中在1927年夏至1928年夏之间,此外并无售书记载,既然这段时间所售者也没有借“王国维”印以求溢价,此后就更不可能。而且王国维的私章也不可能归罗氏。因此,罗振常出售已归罗家的王氏旧藏,原是一桩善举,后人反以此责难罗氏,实有违于事实,故为之辩解如上。

王国维旧藏的这些书籍,也有一小部分为国内藏书家购藏。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周越然言言斋旧藏书中,有四种戏曲,有“王国维”印章:

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四卷,金陵富春堂刻本,四册;

新刻出像音注唐朝张巡许远双忠记二卷,金陵富春堂刻本,二册;

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二卷,金陵富春堂刻本,二册;

财星照二卷,稿本,写样待刻,二册。

这四种,当是周氏在1927年从罗振常处购入者。

但归于罗家的王国维旧藏书籍,亦并未全部出售。据近人所记及笔者所见,应还有以下数种:

清曹楝亭刻本《录鬼簿》

内有王国维校语及识语,一云:“宣统二年八月,复影钞得江阴缪氏藏国初尤贞起手钞本,知此本即从尤钞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刻。若尤钞与明季钞本,则各有佳处,不能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无聊,记此。”后来罗振玉辑《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四集,即据此本排印,题作《录鬼簿校注》。此书今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有“罗邨旧农”、“继祖之印”、“东北图书馆所藏善本”等印,可知此书当年罗氏未曾出售,而是由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传藏,直到1950年代,时居东北的罗继祖迫于生计,才售予东北图书馆,今归辽宁图书馆古籍部。或有论者质疑罗氏整理的《录鬼簿校注》底本选择不善,我请学生张禹将此本与东洋文库藏本作了比较。因知王国维在1908-1910年间,得到多个版本的《录鬼簿》,1910年2月,以亲笔过录的明钞本为底本,校以楝亭刻本;随后又以楝亭刻本为底本,校以明钞本,“校勘既竟,并以《太和正音谱》、《元曲选》覆校一过,居然善本矣。”但王国维本人并没有作《录鬼簿校注》的打算,以上工作只是其戏曲研究的需要,所以分别以两个不同系统的版本为底本,以作出比较,并将比勘的内容,批校于书上而已。比较而言,楝亭本刊印时经过精校,所需校改的字少,罗振玉取以为排印本的底本,是妥当的做法。

影钞尤贞起钞本《录鬼簿》

内有罗振常识语:“此本王观堂以五十金得之董绶经。观堂有《录鬼簿》校本,刊之《观堂遗书》中,所据以校订者有数本,此为其一。罗振常记。”并有“罗振常读书记”印。有浮签,书“录鬼簿一本”,下有罗振常题识:“此签观堂所书。”书内有“王国维”印。罗振常撰此识语,最初目的当是为了出售。此书曾入《蟫隐庐旧本书目》,今归国家图书馆。

《盛明杂剧》

狩野直喜在1910年秋在北京拜见王国维,对王国维拥有《盛明杂剧》等曲籍甚是羡慕。王国维自谓“己酉冬日,得此书之于厂肆”(《盛明杂剧初集》跋)。己酉为1909年。今不详归于何处。1918年董康诵芬室据王国维旧藏本覆刻,董康自记:“《盛明杂剧》为明沈林宗辑,曩曾假王静庵藏本影刻于宣南。”不过从时间上看,董康应是从罗振常手中借得此本,可能罗氏干脆将此书转让给了诵芬室。

笔者撰成此文后,得阅新出版的《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10),其第二十卷收录国家图书馆藏稿本《静庵藏书目》,末所列为戏曲。本文已举、并见于此目者有:录鬼簿手钞本一册,曲品手抄本一册,元曲选一百种一百册,雍熙乐府嘉靖楚藩刻本廿册,西厢记,玉茗堂刻昙花记二本,西堂曲腋钞本四本。今未知下落者有:传奇汇考精钞本十册,六十种曲一百廿册,北宫词纪四册,南宫词纪四册,南北九宫大成殿本五十册,南词定律殿本八册,北词广正谱八册,啸余谱十册,纳书楹曲谱廿二册,长生殿,牡丹亭,帝女花,董西厢,琵琶记,明刻牡丹亭。此种《静庵藏书目》未注编纂时间,但既然有七种后归罗氏的戏曲相关书籍已经见于此书,可知其编纂的下限在1911年10月赴京都之前。又王国维藏有《盛明杂剧》,而未见于此目,《盛明杂剧》购买于1909年冬,故此书目在1909年冬之前就已经编定。又《雍熙乐府》跋称“光绪戊申冬日,得于京师”,钞本《录鬼簿》手录后作跋所署时间为“光绪戊申冬十月”,而《曲品》跋称“宣统改元春王正月,国维识”,而此三书已经收录于此书目,故可推定此书目编定于1909年夏秋之际。

顺带说一下,新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册收录有《罗振玉藏书目录》,所据为日本学者稻叶岩吉的过录本,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因此版目录原未题撰者,编校者因其大半承袭《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且1913年王国维提及替罗氏整理书库目录,以为此书目亦出于王国维之手,故予收录。今观此目中已经收录了王国维原藏的词曲书籍,可知其编定必在1916年之后,且非成于王国维之手,故不当作为王氏着作收录。

图片 10

《大云精舍藏书目录》,辽宁省图书馆藏

笔者尝在异国摩挲王国维的手迹,见其以谨严的楷书抄写的剧本、曲目,二色三色的批校,以及因续有所得而增至再三的题识,遥想百年前静安先生独自致力于戏曲研究的情状,体会“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所包蕴的言外之意,仰望“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可视为手段而后可”的高远境界,感慨系之。因作此小文,略述王国维旧藏词曲“诸善本”的归属,以表纪念。

来源:《汉籍数字图书馆》

本文由www.2257.com-葡京www2257com投注网『官网』发布于文学天地,转载请注明出处:先生手校书之存沪上者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