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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三兄弟,我爸爸可以说是二伯养大的

文章作者:文学文章 上传时间:2019-10-06

父亲有五兄弟,大伯、二伯被抓了壮丁,后来就再没有回来,也毫无音讯。那年台湾开放对大陆探亲,父亲还指望着说:“如果你大伯二伯还活着,也许就会从台湾回来。”但后来邻近村子陆续有逃往台湾的人回家探亲,却一直没有大伯二伯的消息,父亲最终就断了念想。“也许真死在战场了,尸体都找不回来!”父亲常常生出些感喟。
  死去的人总让人生出许多念想,活着的人却常常争吵不休。
  大伯、二伯已经死去,就留下了三伯、四伯和父亲。父亲是最小的。
  死去的人故且不论,我也从不问名讳。三伯、四伯和父亲,他们分别叫清江、清河、清湖。照此类推,大伯、二伯应该叫清洋、清海什么的。但我从来没打听过,父亲也从不跟我提起。死去的人需要清静,经不住念叨。更主要的,是我这故事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
  在这里,我只想告诉大家,我姓宁,叫宁松。
  我那时候还小,不谙世事。但听大人们议论,说三伯本份,父亲违拗。四伯当着生产队长,官不大,但全队百数号人、三几十户人家,都得听他调派安排。队上的事,若是安排到父亲头上,父亲总会说:“干嘛这事不派别人?”而若派到三伯头上,三伯从来都不吭一声,也不推脱。三伯话少,做事总是默默的。为这,四伯常常跟三伯走得更近。而跟我们家,却越疏越远。也为这,母亲常常跟四伯争吵,说四伯什么事都只顾着三伯,从来没考虑过我们。
  那年,我九岁,小学念到三年级。一天,母亲找到四伯,跟四伯要求从队上要头牛给我放。四伯说我还小,看不住牛,又说:“现在队上也没有剩下来没人看的牛呀!”
  母亲说:“那就让那些家庭劳动力多,还有小孩放着牛的,留一头出来给我们家放。”
  四伯说:“人家孩子大,你家孩子小呀!总不能让人家大孩子闲着,而让你家小孩子来放吧?”
  母亲说:“那你就看着我们这没劳力的家饿死呀,我们一家七口,人口多劳力少,每年年底结算下来,都要欠着一大笔口粮账,这账我们哪辈子才能还得上呀!”
  一家七口,人多劳少日子紧巴,母亲从来没有叫过苦。在家五个孩子中,我是老大,随后一溜的弟弟妹妹。
  听凭母亲好说歹说,四伯就是没有答应。后来这事让三伯知道了,三伯就主动找到四伯,对四伯说:“把我家春四放的那头牛,让给他们养吧。”四伯这才做了个顺水人情,把三伯家养的那头牛,移交给了我们。
  这事后,母亲常常念叨三伯的好。母亲说:“还是你三伯人好,能顾着咱家!”其实不光母亲觉着三伯好,队上的人都这么觉得。他们都说,三伯人好,啥事都不计较。
  春四是三伯家的小丫头。三伯一家六口,五个壮劳力。就春四最小,比我大两岁。
  自此,我也终于放上牛了。于是天亮早起,天黑晚归。每天早上上学前、下午放学后,我都要去放一阵牛。这样,一年也能挣下几百个工分。
  一天,我放牛时跟伙伴们玩,没留意,牛就溜下山吃了山下坡地的麦苗。山下一直有人在喊:“牛吃麦子了!牛吃麦子了!”我却没有听到。等我后来打听到了,牛已被四伯牵回家了。为这事,四伯要扣掉我五个工分,予以处罚。母亲不让,于是他们又吵起来。
  母亲说:“你可真狠得下心!孩子顽皮,没留意牛溜下山偷吃了几棵麦苗,你就要罚掉他几个工分。你可别忘了,他是我孩子,也是你侄子!”
  四伯说:“我不能因为他是我侄子就不罚他,不处罚我如何服众?不处罚以后每个人做事都同样的不负责任那岂不就乱了套了!”
  母亲听了后就撂下一句,说:“你可真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呀!”没想到,母亲也能说出这么两句。
  母亲说完了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母亲不解气,就把我从家里拉了出来,拉到四伯跟前,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两下,说:“都是你这不争气的破玩意儿,让我在人前受气听话!”说完就把我往四伯跟前一推,对四伯说:“这人我交给你了,杀了剐了你随便吧,反正都是你宁家的人,又不跟着我姓何!”
  母亲姓何,名叫何家珍。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四伯什么也不再说,便默不作声的回到了自己家里。但尽管母亲如何闹,我最后还是被扣掉了五个工分。用母亲的话说,自从你四伯当上这个生产队长,从来就没护着我们,反而处处压着我们。这话我听着不怎么明白,但后来也渐渐理解。
  尽管终于要了头牛放了,但也增加不了多少工分。对于全队唯一一个人口最多、劳力最少的家庭,我们家一年的收入,依然难以平衡支出。年终结算下来,我们家依然是全队欠账最多的一个。于是,在年终最后一次分发口粮的时候,队上便扣下了我们家的口粮不予发放。
  这事急坏了父亲,父亲向会计求情,说:“你就先把粮食给我分了吧,至于欠下的账款,容我来年想办法还上。”
  会计说:“这事我没办法平账呀,队上可不能老为你记着账。”
  父亲听了就说:“那你们就看着我辛辛苦苦一年,到年头拿不回一粒粮食活活饿死呀!”
  会计说服不了父亲,就对父亲说:“那你去问队长吧!”
  父亲找到四伯,四伯听了却只撂下一句:“不行,你自己想办法吧。”
  正当父亲急得不行的时候,三伯说话了:“把他欠下的账目,记在我的进账上吧,队上该付给我的,我来年问他要就行了。”
  这样,父亲才终于领回了我们家一年的最后一次口粮。三伯家劳力多,每年都是全队收入盈余最多的家庭。我们家欠下的账款,就这样转到三伯的户头上。为此,母亲常常告诫我们,让我们长大了一定别忘了三伯的好。
  母亲记怨,也记恩。但尽管母亲如何记怨,母亲跟四伯的每一次争吵,父亲却从来没有参与。也许他们毕竟是兄弟吧。但有时候,我也看得出来,其实父亲也有些不快,他也不满意四伯的某些作为。
  每年开春,队上都要放炮炸一批石头,然后烧成石灰,洒在翻耕后的水田里。那一年,四伯让父亲去炸石头,父亲不去。父亲说:“累活、危险活就想着我了,好事咋从来没想到我呢!”末了就补充一句:“你让别人去吧!”
  四伯说:“我安排你了,你不去,我又回头去安排别人,别人能答应嘛!”
  父亲说:“那你平时做出的那些个事,你就没想想,我是否也会答应呢?”
  俩人正吵着,三伯来了,三伯说:“别争了,我去吧。”说完就领了锤子、钢钎和炸药,离开了。也不理睬他们谁对谁错。
  三伯带着队上另外两位后生去山上采石。忙到收工,他们一共凿了三口炮眼。他们分别往炮眼里填上炸药,然后每人负责点燃一炮。三伯跟其中一位把炮点着了,另外一位却怎么也点不着。他是位新手,还有些紧张。三伯跟另一位点着炮离就开了,他才跟着急急地离开。他们都退到安全的地方,炮终于响了。但他们都只听到响了两下。三伯就问旁边那后生:“木生,你点着了没?”
  木生说:“好像是点着了!”他自己也不敢肯定。
  三伯就说:“可能是哑炮了!”
  他们又等了一会,炮仍然没有响。三伯说:“我去把炮重新点上。”说完就往回走。可当他往回走出不远,炮忽然就响了。一块石头飞了过来,正砸在他腿上。他没能再站起来。 父亲知道后,连忙赶到山上,把他背了下来。背到医院,医生看过后说:“腿倒是能保住,只是骨折了,以后恐怕只能瘸着腿走路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父亲一直很愧疚。毕竟三伯是顶替了他去炸石头放炮的。四伯心里也不好受,为了队上的事,他让三伯伤了一条腿。为此,他们俩心里一直很负疚,总觉得像是欠着三伯什么似的。
  后来,我念完高中,回到家也成了家庭的一个劳动力。但还不是一个全劳力,比一等的男劳力少两分(一个一等男劳力日工分是十分);比一等的女劳力多五厘(一个一等女劳力日工分是七分五)。我的底分是八分(也就是劳动一天得八个工分)。但也总算成了我们家除父母之外的又一个劳动力,总算也能为父母分担点负担了。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家庭来说,我们家在队上的收入仍然是最低的。而三伯,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家中六口人六个全劳力,仍然是全队挣工分最多的。至于四伯,尽管家中两个女孩都还没成为全劳力,但毕竟家里人口少,所以在队上的收入还是保持在中上水平,稍有盈余。
  就因为这种不平衡,最后发生的一件事,才让母亲记恨了四伯一辈子。
  就在我成为“劳动力”的第二年,还没等我成为一个正式劳动力(底分还不到十分),全国各地就开始土地承包了。于是在一片分田分地的浪潮中,我们队的各家各户也纷纷要求把田地分了。但在最初的分包中,上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田地分配制度,便任由各生产小组自己决定。于是尽管周围各村都按人口分了田地,但四叔却提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分配方法。说:一半按人口,一半按工分(即工值底分)。为此,父亲坚决反对。因为这样,我们家就会在人均田地的基础上少分很多田地。母亲当时就指责四伯说:“你当这个队长都让我们吃亏一辈子了,你还想让我们吃亏到什么时候呀!”但最后,在全队大会表决上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情况下,四伯还是独自拍了板。
  结果,不到一年,上面就明确了按人口分配的土地分配制度。但因田地不宜作太大调整,退回给我们的田地便都是些边边角角了。当然,田地退出最多的自然是三伯。
  对于四伯这种明显偏私的做法,母亲记恨了一辈子。
  那一年,四伯病重。临死前,他把父亲叫到跟前,对父亲说:“我当队长这些年,确实让你吃了不少苦,你就别计较了。孩子们大了,也别再跟他们提起那些事。至于那年分田地,我之因为要那么分,是想对三哥作出些弥补。毕竟他那条腿,是在我当队长时伤的。我欠着他!”
  父亲听了,没有吭声。母亲却在一旁哼了一声,说:“你要弥补,你弥补就以我们的损失作代价?”
  四伯听了,就叹了口气,没再吭声。
  四伯出门那天,母亲不让我们去送。母亲心中的那个疙瘩,一直还没有解开。这事三伯知道了,就过来劝母亲,他对母亲说:“人都死了,还计较什么呢,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的,谁最后又争下了什么!”
  在我对三伯的印象中,这是他一生中说话最多的一次。

二伯去世已四年余了,可我还是常常会想起他,爸爸也一样想念他,他活在我家的每一个人心中,永不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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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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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农历十月一,既是父亲的生日,又是送寒衣节,这一天人们注重祭奠先亡之人,称之谓送寒衣,与春季的清明节,秋季的中元节并称一年之中的三大鬼节。谨以此文记念我逝去的二伯,三伯和父亲!

二伯是我爸爸的二哥,我爸爸有三个哥,我分别是叫大伯二伯和三伯。其中爸爸和二伯感情最好关系最亲密,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两家住在一起,还因为,我爸爸可以说是二伯养大的。

      父辈的概况。父亲兄弟三个,老大,我们叫二伯,老二,我们叫三伯,老幺,晚辈们尊称四爹!这样一来大家会问,我们是不是还有个大伯和五爹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我们爷爷姊妹四人,一个姑奶奶嫁给

爸爸出世七天,我爷爷就因病去世了,那时 我奶奶带着爸爸姐弟六人(爸爸还有两个姐姐),艰难度日。大伯身子弱,不能干农活。二伯很早就懂事了,帮着奶奶操持地里田间的农活,九岁就学会了赶牛下田犁地。捱了四五年,大伯因为读过书得以在水产公司上班,这时候他结婚了。结婚以后的大伯对老婆言听计从,把奶奶和几个弟弟踢到一边,自己过着潇洒的生活去了。

高家,也是大户人家,姑奶奶在高家是郧县出名的当家婆!爷爷三兄弟,大爷家育有一子,我们叫大伯,生,卒年不详。三爷家育有一子,我们叫五爹,生,卒年不详。我们爷是老二,我们这一支可谓人丁兴旺,人才倍出!父辈们堂兄弟五个,依次取名为仁,义,礼,智,信。后来由父亲们的一个远房外祖父是个文化人,对当时势局有所洞察,当时的旧社会各帮会组织泛滥,为使父辈们人生不受事非牵扯,受人以柄,让他们各自改了名字,除了大伯仍叫李宗仁外,其他都没用已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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