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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文物为职志,展出的珍

文章作者:文学文章 上传时间:2019-10-31

古物赴英?力排众议

今年秋季至明年春天,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将在伦敦举办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中国皇家艺术精品展,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400多件清朝皇家珍品将向西方社会重现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强盛和丰富艺术内涵。据悉,这次展览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品在中国境外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亮相。 展出珍品大曝光 根据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提供给早报记者的资料,这个名为“中国:1662~1795年的三位皇帝”的大型展览将从今年的11月12日正式开始,至2006年4月17日结束。展品中的90%以上由故宫博物院提供,其中包括了宫廷绘画、书画、玉器、青铜器、瓷器、漆器、皇袍、皇宫家俱、西洋仪器、武器以及大典盔甲等等,不少珍品都是首次在中国境外展出。 主办方皇家艺术学院透露,整个展览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为主陈列室、宗教、军事成就、西方交往、学术与艺术、同时代画家、绘画艺术等多个陈列室,此外还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每人都单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展示他们在位期间所取得的成就。 进入主陈列室,首先见到的是三位皇帝身着龙袍、端坐龙椅的大典圣像轴。一同陈列的是同一时期的稀世珍品:他们曾穿过的朝袍、一把红漆云龙纹宝座和围风、璧玉香筒以及珐琅仙鹤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皇宫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是由皇帝颁旨绘制的宫廷绘画,这些绘画用来描述皇家的重要事件,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大多数画轴、手卷和画册都展示了清帝的皇宫、北方狩猎场以及康熙和乾隆数次下江南的壮观景象。其余的画卷,其中一幅描绘了康熙和乾隆的生日庆典,另外的一套六幅则向人们揭示了宫廷的私生活。 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复杂多样的国家。萨满教是满族人的原始信仰,在这时和佛教、孔教一样受到了官方的尊重。这次展览专门提供了一个艺术和宗教陈列室,陈列了一座两米高的宝塔。此外,在这个展览室还设立了一座祭坛,陈列了一些精美宗教祭器。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军事成就是他们政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展览上会专辟一个陈列室展示锃亮的盔甲、绣花的马鞍以及皇帝们的黑漆描金肩舆,此外还会有油画来将身着戎装的皇帝们描绘成勇敢的骑士。 这三位皇帝的一个共同特点还在于,他们对于西方文明和科技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和包容精神。一个专设的陈列室陈列了绘画、西洋钟表、装潢艺术品以及耶稣会传教士与清廷的关系。这些人十六和十七世纪到中国宣传基督教,其中一些人留在清宫并成为宫廷的重要成员,在技术方面,就如何使用西洋仪器给皇室提供建议,同时他们还提供画师来引导清宫廷画师采用西方绘画风格。这次的展览就将包括一幅由著名的基督教士兼宫廷画师郎世宁所作的画及清朝宫廷画家的一些作品。 在康熙陈列室中,专设了一个书房陈列文房四宝及其他文具,还有一幅康熙帝戴着学者便帽、伏案写作的肖像画。雍正皇帝的陈列室中则展出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宫妃画轴、装饰艺术品,以及这一时期制作精美的瓷器。 乾隆皇帝是一位痴迷的收藏家。在他的陈列室中,与他所收集的珍稀古玩古画一起展出的,则是被世人称道的乾隆书法珍品。 在古代和现代中国,象征繁荣昌盛的作品随处可见。意寓长寿的汉字、菊花、仙桃,盛开的梅花以及葫芦等等,都象征着美好的生活和未来。这种主题也是宫廷珍品中必不可少的。此次展览的最后一个陈列室集中了这一主题的绘画、刺绣及其他珍品。例如,双葫芦象征了昌盛的后代延续,而桃子则意寓长寿。 此外,还有不少双关语的象征作品,例如,“鹤”是“合”的同音词。稀有及珍贵材料制作的如意权杖在清朝是献给皇帝的贡品,也将会在伦敦展出。所有这些都是在北京紫禁城以外很难以见到的。 中国政府积极配合 皇家艺术学院的凯瑟琳·梅森女士透露,这次大型展览是该院与中国政府以及故宫博物院长期文化合作与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争取这些稀世珍品来伦敦展出,皇家艺术学院与中国政府进行了认真地协商。在中国方面最终批准的展品中,被列为“一级品”的珍宝占到了所有展品中的一半左右,而此前中国政府所批准出境展览的“一级品”上限是15%。 中国驻英国大使查培新表示,这次展览使得世界有了一个非常独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故宫博物院中所珍藏的宝藏。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力支持皇家艺术学院举办这次里程碑式的展览。” 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则表示,在英国有不少人都拥有中国艺术品,但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出口的工艺品。他强调说,这些收藏品在艺术价值和质量上与受到国家保护的珍品不可同日而语。 多方协办赞助 皇家艺术学院的这次大型展览除了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外,还得到了来自著名企业高盛的赞助。该公司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地赞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无价珍品展览这件盛事。这些珍品许多以前从没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展出过。这个令人惊叹的,清朝三皇统治时期珍品的展览,将展示中国过去文化的辉煌,它将使我们对它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此外,这次展览还请到了特殊的主持: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院长杰西卡·罗森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特约教授阿尔弗雷德·默克、独立的艺术历史学家里格纳·卡拉尔、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的基诺什塔以及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馆长特里维斯。 牛津大学默顿学院院长杰西卡·罗森表示,这将是皇家艺术学院在1935年举办的中国展以来最为伟大的展览。她强调指出:“展出的珍品中包括了150多幅绘画作品,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研究中国那一时期技术的罕见机会。因为这些绘画非常脆弱,其他地方还没有类似的永久性收藏。” 特殊保险 由于本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珍品在中国境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是范围最广的展览,其中还有不少艺术珍品属于“一级品”,因此将全部以额外保险艺术品的名义运送到伦敦。 皇家艺术学院的凯瑟琳·梅森女士向早报记者表示,他们将与故宫博物院、中国政府以及英国政府密切磋商,确保珍品在运输和展览过程中的绝对安全。 据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将占这次展览的艺术品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除了这些主展品外,皇家艺术学院还将仔细地选择一些英国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部分来自英国公众和私人收藏,包括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大英图书馆。除了展览外,主办方还组织了一个教育和展览的配合项目。其中包括,小组讨论、现场座谈、晚间助教、教育指南、公众陈列室会谈等。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1934年初,正当大批故宫古物南迁上海保存之际,中国政府接到了来自英国的邀约。2月,英国收藏家大维德、欧摩福波罗士以及博物馆学者霍蒲森等人联合签署《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备忘录》,呈送驻英公使郭泰祺,拟于1936年在伦敦举办一场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希望中国政府能将故宫博物院历代收藏品送往展览。3月,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以“谋国际欣赏中国艺术品,藉以表扬中国文化,增进中英感情”为由,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提议选取故宫古物赴英展览。4月,经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如果英国政府能够对赴英展览物品的安全予以充分保障,理事会同意选取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金石、陶瓷各项珍品赴英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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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 

1934年9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讨论故宫古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办法。经理事会议决议:设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直接隶属行政院,负责展览会筹备事宜。筹委会下设办事处,杨振声任总干事,雷震、薛诠曾任秘书;另设铜器、瓷器、书画等若干专门委员会,延请唐兰、容庚、郭葆昌、朱文钧、陈汉第、邓以蛰诸先生讨论展览品类并拟定展品标准。12月,经筹委会决议:参展物品由专门委员会负责初选,并“依艺术史上发展次第作为有系统之展览”。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至1952年调离,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其中19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文物为职志,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马衡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们永远感念。 
   
  一 
   
  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上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马衡先生积极参加了博物院的肇建工作,为捍卫和保存这个新生的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他担任古物馆负责人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24年9月,爱国将领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临时执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煜瀛为委员长,决定延揽学者专家,点查古物,筹办博物院,以为学术公开张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的马衡先生,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1924年12月23日上午,清室善后委员会顶着段祺瑞执政府要求停止点查的命令而执行乾清宫点查,这是该会第一次实施故宫文物清理。档案中保存的这一天的点查组名单中,马衡赫然在列,而后他几乎天天到会入组。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10日成立,业务部门分古物、图书两馆,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与张继任副馆长。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第一任理事会设理事9人,李煜瀛为理事长,马衡与黄郛、卢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沈兼士、袁同礼等为理事。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扰,加上时局动荡,经费困绌,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故宫博物院,包括马衡在内的院内外进步人士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南京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氏“为国务所羁,不能亲来”,便电派在北平的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肖瑜、吴瀛五人为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 
  国民政府接管后的故宫博物院,渴望各项工作走向正常发展,国府委员经亨颐却认为故宫文物为逆产,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而国民政府竟通过了经亨颐的这一荒唐提案。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震惊和气愤,决定分头筹划对策。北平方面,由代表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的马衡等五人于7月8日拟写了传单,将故宫博物院创建经过、建院的必要性及经亨颐提案之不当等情况陈述于国人面前,并于7月9日借招待北平及各地来平的军政要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邵力子、李济深、吴稚晖、张群等到院参观之机,将传单发给他们,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传单中说:“无论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一所议实行,则我国数千年文物,不散于军阀横恣之手,而丧于我国民政府光复故物之后,不幸使反动分子、清室余孽、当时横加非议者,今乃振振有辞;同人等声誉辛苦,固不足惜,我国民政府其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拟请讯电主持,保全故宫博物院原案,不胜万幸!”在南京的张继呈文批驳经的谬论,易培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坚持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必要性,经过共同努力,经的提案被否决,决定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原决议案。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业务部门为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易兼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任副馆长。国民政府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组织条例》,理事会为院中事务最高监督机构,并任命了第一届37名包括党、政、军、文化、宗教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理事会理事,马衡名列其中。 
  由此可见,在马衡先生接任院长之前,就一直是博物院的中坚,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院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数年间,他具体负责的古物馆的工作,更是有声有色。古物馆虽先后俱是易培基任馆长,1927年11月江庸也任过馆长,但主要担子还是落在了马衡的身上。古物馆实际上是宫廷珍宝库,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马衡先生对古物馆内机构的设置、业务的划分等,都有周密的考虑。依文物性质,馆内又设立了书画(书画碑帖)、金石(铜器、玉器、石器等及各种文具)、陶瓷(瓷器、珐琅器、玻璃料器等)、织绣(织绣品及其材料)、雕嵌(雕刻或雕嵌之牙骨竹木漆等器)、杂品等六个部,主要业务为登录、编撰、流传、展览、典藏、装潢等方面。马衡还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对本馆九课分掌事务作了详细规定。古物馆同仁积极布置陈列展览及进行文物整理、传拓、刊印等工作,成绩显著,后又装箱南运文物,尽职尽责,马衡先生在其中不仅发挥了其熟悉古物的优势,而且展现了善于组织管理的卓越才能和细致、缜密、务实的工作作风。 
   1.陈列展览。在各界人士捐资支持下,古物馆在内东路、内西路各宫次第成立各专门陈列室。1932年已达26处。其中主要有:钟粹宫前殿的“宋元明书画专门陈列”,后殿的“扇画、成扇专门陈列”;景阳宫前后殿的“宋元明瓷器专门陈列”;承乾宫的“清瓷专门陈列”;景仁宫前殿的“古铜器专门陈列”;斋宫前殿的“玉器专门陈列”;咸福宫的“乾隆珍赏物陈列”等等。此外,还保持、充实和改善建院初期在中路乾清门至坤宁门四周廊庑开辟的象牙、玛瑙、珐琅、景泰蓝、雕漆、如意、文具等工艺美术类文物的专题专项陈列。这些展览吸引了众多游客,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古物的继续清点和整理。这是故宫博物院当时的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对于点查完竣的宫殿与文物,除有历史意义的宫殿保留原有格局外,凡与朝廷典制无关或不甚重要的配殿,均予整理装修,辟为文物陈列室。原贮放其间的文物,则进行集中,再分类整理。古物馆的工作量最大。例如提取乾清宫瓷铜玉器、慈宁宫牙骨器、斋宫等处书画、养心殿珐琅器、端凝殿古月轩瓷器等到古物馆,分类登记、整理,移送库房收贮。同时还开始了文物审查与鉴定工作。聘请专家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从事鉴定,主要鉴别文物名称与材质、考订文物时代、判别文物真伪。古物馆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三个审查委员会,马衡亲自主持铜器审查。这是对院藏文物的第一次审查鉴定,也是文物保管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开端。经过审查鉴定的文物,虽只有一小部分,贡献却很大,后来文物南迁,运走的主要是当时审定过的精品。为了保护文物,古物馆1931年设立了裱画室,对受损的书画进行修裱抢救,并制订了20条《书画装裱规则》;对损坏的存放文物的木座、木匣,也先后雇用工匠来院修理或修补。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为文物的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古物的传拓刊印。古物馆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流传课,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传拓各种铜器的细则和钤拓古印的规则,对于物品的提送保管、材料纸墨的收发注销、拓工工作的监视以及出品拓片的印鉴登记等一切手续,都有严格的规定。凡是经过审定有价值的古器物文字,均付传拓,以资研究流传。从1929年到1932年,传拓达上百种,包括散氏盘、嘉量及宗周钟等。还把藏有秦汉铜印1000余方的“金薤留珍”钤成印谱出售,由马衡等四人负责钤盖工作。为了刊印书画铜瓷等古物,古物馆1928年初就创设照相室,改建玻璃室、暗室,为古器物摄影,出版了多种专辑图录。仅《故宫书画集》就出了47期。这些古器物的传拓刊印,不仅使宫廷珍宝更多地为世人所了解,同时对解决博物院的经费困难也不无小补。 
4.古物馆重要文物装箱南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鉴于时局不断恶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将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图书、文献、古物三馆,装箱难度大不相同,最难的是古物馆。装得不好,文物就容易破碎,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极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在马衡先生领导下,古物馆的同仁积极想办法,虚心学习求教,终于一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了任务。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对石鼓的装运,更是渗透了马衡先生的心血。石鼓是人人都知道的国宝,原存于国子监,由故宫博物院代运。10个石鼓,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有不慎,石皮就会落下来。马衡先生负责石鼓的迁运,并认真研究装运的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记了这件事:“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没有新的伤损。文物南迁分五批进行,第二批迁运由马衡先生押运。       

正当中英政府及双方人士积极筹备展览会时,王力、陶孟和、朱自清、梁思成等30余名学界人士联名发表意见,反对中国政府选送故宫古物运英展览,并对古物出洋保险和展品选择权等问题提出质疑:“故宫博物院为吾国立唯一之博物院,如何以其宝贵之收藏选送海外并保险而无之耶?”“夫故宫古物为我国所有,选择之权应属之我。岂有开箱倒箧任人挑选以自示无能耶?”《大公报》评论文章亦指出,“以吾国希世奇珍,播弄于舟车之上,辗转于数万里之外,远涉重洋而至英国。若不予保险,万一稍有意外,不但吾国失去祖宗遗传民族精神所寄之国宝,即在世界文化上亦为一大损失”。

针对学界质疑和民众关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公开复函,详细陈述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缘起、决定经过、运输安全以及展品选择权等问题。但北平学界对于筹委会的解释并不满意,并于1935年1月27日发表第二次宣言,直斥“艺展交欢政策为最下计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一观而不可得。今日英伦一纸,遽允其请,厚人而薄己。所谓国宝者,亦不过政治家之一份寿礼而已,于国何有?”针对各方意见,筹委会于1935年1月28日召开第三次专门委员会会议,详细讨论古物出国前、出国时、到英后、归国时、归国后各项工作,并制定办法26条。关于展品运输,英方派军舰运送,中方派代表押运。至于展品选择,专门委员提选审核展品,英方选委提出意见主张,筹委会有最后决定权。至于昭信民众,筹委会决定编印展品详录,举办预展会及归国展。

上海预展?昭信民众

根据理事会“足以代表本国艺术文化者拟定选单”的决议,商周鼎彝、宋元书画、元明清瓷器等皆受到专门委员的重视。经过初选、复选和决选,故宫博物院甄选铜器、瓷器、书画等古物735件,中央研究院提选考古发掘品113件、国立北平图书馆拣选珍本古籍50件、古物陈列所择选书画珍玩47件、河南省立博物馆提送铜器8件、安徽省立图书馆征选铜器4件,张乃骥选送私人收藏玉器65件,总计1022件。除了一些孤本或绝品外,所选之品几乎汇集了当时最为重要的藏品(包括传世品和出土品)。

1935年4月,“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上海预展会”在公共租界仁记路东口的中国银行旧址室内正式公开展览。展览会分设6个陈列室,以青铜器、书画、瓷器和善本图书等分类展览,各类展品又以年代为序布置。第一陈列室为明清书画、折扇、织绣。屋内以木条搭成高约一丈、厚约尺半之架,上覆以灰黄色之布,宛若厚墙,书画即悬挂其上。书画前设置木栏,距书画约2尺,以便参观者凭栏观赏。折扇、织绣则均置于特制铁制玻璃柜。第二陈列室为唐、五代、宋、元书画;第三陈列室为青铜器;第四、五陈列室为瓷器;第六陈列室为善本图书、玉器、景泰蓝和剔红。第三、四、五、六陈列室内均设置特制铁柜玻璃橱,多数以厚玻璃分隔上下层,每层置手册、瓷器、青铜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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