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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复杂、充满冲突,他的祖国Israel———应该

文章作者:文学资讯 上传时间:2020-02-27

 ■编者按

阿莫斯·奥兹:每一种爱都有黑暗的一面

  “与他人和解,先与自己和解吧。”这是几天前,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在访华期间的感慨。这句话,他说给自己,也说给他的犹太民族,他的祖国以色列———应该也包括整个世界吧。让我们跟随他的叙述,去体味“和解”、“让步”的艰难与珍贵。

采写:罗敏 吴楚 出处:第一财经日报 2007年8月

  ■人物简介

对于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阿莫斯.奥兹来说,写作是为了找寻人生意义和求得内心安宁,而“家庭”则是他创作的核心。在新作《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中文版发布前夕,奥兹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现居沙漠城市阿拉德。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

“如果你想知道我所书写的是什么,用一个词告诉你:‘家庭’;如果用两个词,就是‘不幸的家庭’。如果用更多词,我想告诉你:家庭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细胞。家庭充满悖论,既充满喜剧色彩,又充满悲剧特征。夫妻、父子、兄弟总是生活在矛盾中。”一直把中国怀揣在梦里的奥兹也在中国文学里看到同样的主题:家庭复杂、充满矛盾,子女挑战父母的权威、妇女的不幸、沉默……“这是以色列家庭与中国家庭之间的共同性”

  迄今已发表12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7部随笔集和一部儿童读物。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曾获多种重要的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除文学写作外,他还发表过大量有关阿以冲突的文章,是“现在就和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我希望你们能读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描写了某些你们在新闻中读不到的以色列,因为它讲述了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厚厚的镜片下,68岁的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目光恳切。首度来华、“依然如在梦中”的他设想作品如同一张旅行票、一个邀请,“邀你进入一个陌生家庭的各个角落。”

  奥兹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自1998年起,我国陆续引进了他的多部作品:《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沙海无澜》、《了解女人》、《费玛》、《黑匣子》、《莫称之为夜晚》、《鬼使山庄》等。今年则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邀请,奥兹于八月底九月初访问了北京、上海,出席作品首发式,发表演讲,会晤中国作家。

创作有《我的米海尔》、《黑匣子》、《莫称之为夜晚》等十一部长篇小说的奥兹是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近些年,当每年的秋季,全球媒体热切猜测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奥兹总出现在名单中——这位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颇具人文关怀的作家,从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开始塑造他善写女性的特色,又在《鬼使山庄》等作品中展示其关注犹太历史与现实的一面。“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曾对《我的米海尔》等作品的中文译者钟志清表示。而将于9月2日中文版首发的最新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则是一部“包含我个人的故事、也包含我们家三代人的历史以及整个国家的历史与生活”的作品,曾为其赢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并入围2007年“布克国际奖”。

  ■主要作品简介

“每个家庭都包含生者与死者。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我唤回了死去的母亲、死去的父亲以及死去的爷爷奶奶,请他们到我家中做客,坐下来喝杯咖啡。我对这些死者说:坐下来和我聊聊天,因为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交流得并不够。我们虽然说得很多,但说的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

  《我的米海尔》:以20世纪50年代的耶路撒冷为背景,是一个有关爱、婚姻及幻想的故事。女主人公对单调乏味、缺乏想象力的丈夫失望,被循规蹈矩的生活窒息,终于被压抑的欲望和暴力幻想逼迫得精神崩溃。被认为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以色列国家现状的深刻写照。

“家庭”是奥兹创作的核心。尽管奥兹曾经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并从1977年开始,作为“今日和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写作了不少政治评论文章,这个步履略显蹒跚的老者始终认为,他的小说没有一部直接涉及政治。奥兹笔下的耶路撒冷是一个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迷离、阴冷、令人伤心;基布兹的压抑就如同他母亲的压抑……

  《爱与黑暗的故事》:自传体长篇小说,奥兹在描述家族历史和个人成长故事的同时,也描写了他童年时代耶路撒冷的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使作品含有民族史诗的特征。小说相当一部分篇幅描写母爱。奥兹的母亲美丽温柔,多愁善感,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但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得志。在奥兹12岁那年,母亲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第一次面对自己人之初的心灵创伤,相当感人。

“如果你想知道我所书写的是什么,用一个词告诉你:‘家庭’;如果用两个词,就是‘不幸的家庭’;如果用更多词,我想告诉你:家庭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细胞。家庭充满悖论,既充满喜剧色彩,又充满悲剧特征。夫妻、父子、兄弟总是生活在矛盾中。”一直把中国怀揣在梦里的奥兹也在中国文学里看到同样的主题:家庭复杂、充满矛盾,子女挑战父母的权威,妇女的不幸、沉默……“这是以色列家庭与中国家庭之间的共同性。”

  ■采访手记放火是他们的事泼水是我的事

所有关系都可还原为家庭关系

  奥兹说犹太人善于自嘲。“自嘲,就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自己。而伟大文学的秘密,正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和本民族的文化。”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说过,你的小说的主题是“家庭”。你是否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可还原为家庭关系?所有的矛盾亦可以用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解决?

  中国行,被奥兹解读为“两种文化的私人交谈”。他想在世界上两种古老文明之间,架一座桥。他甚至幻想过如果孔子和犹太民族的先知交谈,会谈点什么。

奥兹: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可以还原为家庭关系,甚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最初都是从家里学到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

  对这一“交谈”的等待,这位作家显得很有耐心。奥兹父亲生前会读16种语言,会讲11种语言,只是其中不包括中文。这让他打小就觉得中文特别。1992年,他对新华社记者说过自己会来中国;1996年,他对中国的访问学者说过他想来中国。但是直到2007年8月27日,奥兹才开始首次中国之行。

关于矛盾的解决,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矛盾最终都能得到解决,但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可以把它们还原成家庭矛盾来看待。比如,我经常谈到以色列与巴基斯坦,它们同时声称这个国家属于自己,我认为他们需要平心静气地“协商离婚”,将一栋房子公平地分成两个部分,这就是用处理家庭矛盾的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

  8月27日在京亮相后第二天,他便访问上海,30日回京。接下来,是参观北京国际书展,参观天坛、长城,作品研讨,在社科院、北大做演讲,还有《爱与黑暗的故事》首发,还有使馆活动……而他,9月9日就要回国了。行程可真不轻松,但他没有一丝不耐烦。天知道他在以色列的生活是何等规律:早上总是5点起床,写作一个小时,吃饭,稍事休息……在他家,书的摆放都是有固定顺序的。问他累不累,他总是微笑。

《第一财经日报》:能谈谈你的家庭对你的影响吗?你多次提到过你母亲,她对你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奥兹接受着一拨又一拨媒体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回答着大同小异的问题。问到他心坎上了,他会对你说“谢谢”。问得不靠谱,他便来个“奥兹式”的幽默。刚到北京十几个小时,就有记者问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说:“如果我到北京有三天,没准可以给你来篇《北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三天过去,再问这一问题,他还会认真回答:“我到的是北京和上海,城市的活力和繁荣让我印象很深,但我知道,中国是农业大国,没到中国的农村,我不好说对中国的印象。”
首发式上,奥兹告诉记者,他不会用电脑,坚持手写,而且书桌上摆着两支笔。“一支笔写小说,一支笔写政论。”他的政论多半是说政府的“不”字,尽管奥兹夫人说生活中的他,从不说身边人一个“不”字。

奥兹: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极具讲故事的天赋,我一直觉得她应该成为一个作家,但她从未有时间和精力把她所讲述的东西写下来。她给我讲很多神话、传奇,这些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母亲在我12岁那年的自杀,改变了我的生活,直接把我推向了写作的道路,因为从那之后我一直很困惑,进而开始在写作的过程中找寻人生意义的答案。

  除了作家,别人也称他“和平主义者”。1977年巴以冲突期间,他与志同道合者发起了“现在就和平”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未有什么大的实质性的效果。“有人放火是他们的事,泼不泼水是我的事,我必须有点耐心,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

《第一财经日报》: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你的母亲有关系吗?

  他的夫人说,对于他人带给他的伤害,奥兹总是试着去遗忘;但“泼水”,他似乎从未曾遗忘。在这件事上,他的耐心还会持续。

奥兹:几乎所有的女性角色都与我母亲有关联。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物都是我母亲,但是每一个形象都包含我母亲的一些特质,有特殊的关联。

  没有人愿意“妥协”、“让步”,尤其是年轻人。

我笔下有很多爱做梦的女人,追求梦想的女人,因为我母亲是个梦想家;我常写的女人都是悲伤的,因为我的母亲经常是悲伤的。我写得最多的就是经常幻想着一个不同的世界、幻想过另一种生活的女人,因为我的母亲就是那样的。

  今年68岁的以色列老头阿摩司·奥兹,前两天在中国这么说,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一样。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的妻子呢?她对于你的写作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只是,现在他懂了———“让步”,是个好词儿。它能让自己和祖辈关系更和谐;能让自己和妻儿关系更和谐;能让自己和自己关系更和谐;能让祖国和邻邦关系更和谐。通过写作和社会活动,他一步步实践着与自己、与父母、与妻儿、与“敌国”的和解。

奥兹:她就坐在那边,你应该去问她而不是我,因为我们在家约好的,不对彼此相互评论,各自回答各自的问题。严肃地说,她是我生命安宁的源泉。她能让我感觉到平和,给我灵感,思考的灵感,写作的灵感。

  只要有人的地方,让步、或者说妥协,就是必要的存在。奥兹老先生坚持这么认为。他经常和意见相左的犹太同胞在一起争论,也经常是对方被他驳得体无完肤。

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寻求安宁

  “与他人和解,先与自己和解吧。”这句话他说给自己,说给他的犹太民族,包括他的祖国———中东关系中的以色列。

《第一财经日报》:你所有的作品中,哪一个人物与自己最接近?

  和解,是他认为的平复自己和同胞痛苦的必经之路。

奥兹:每一个形象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举个例子,《沙海无澜》中的主人公与父亲有隔阂,离家出走。我在14岁那年就与父亲吵架,离开了家。那之后再也没有完全回去过,住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住了几十年。表面上看,我确实再也没有回去过,但是,其实我用另一种方式回去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学者,一个语言学家,与他的隔阂让我从小就下定决心绝对不从事这一行,然而最终却还是成为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回去了。

  ■母亲因为不堪忍受恐惧不安的生活而自杀,父亲曾是他彻底反叛的对象

《第一财经日报》:既然已经创作了这么多具有个人色彩的作品,你为什么还要创作《爱与黑暗的故事》这一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呢?

  父母,曾是奥兹心中久长的痛。他说,写完自传体长篇小说《爱和黑暗的故事》,就算和父母“和解”了。

奥兹:经过这些年,我开始领悟到我需要寻找一份安宁,我与我的父亲、我的家庭之间的安宁。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寻求安宁的需求,写作《爱与黑暗的故事》是我的方式。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相互生气,不能谅解,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求得我们之间的安宁,从而也得到我自己内心的平和。

  1939年,奥兹生于耶路撒冷。父母是上世纪30年代,欧洲“排犹”声浪四起时,分别从苏联的敖德萨(现属乌克兰)以及波兰去的移民。“父亲深爱俄罗斯,但当年的俄罗斯可曾爱过他?母亲深爱着波兰,当年的波兰可曾爱过她?他们深爱欧洲,当年的欧洲可曾爱过他们?直到以色列诞生,犹太民族才结束四处被驱逐的命运。”因为不堪忍受恐惧不安、毫无色彩的生活,母亲在奥兹12岁时自杀。

《第一财经日报》:《爱与黑暗的故事》将“爱”与“黑暗”两个词并置,在你看来,它们是否都含义模糊,边界暧昧?二者之间有如何的关系?这是否也能概括你对耶路撒冷的感受?

  母亲的故乡,奥兹至今尚未亲临。据他夫人尼莉介绍,约三年前,有人专门组织考察团探访过他的家乡,奥兹夫人去了,奥兹没去。在以色列看妻子拍摄回来的影像,年过六旬的他流泪了。妻子说,我们带着女儿和儿子还有孙子全家一起去吧。奥兹说,不。“母亲故事中的那些,已经不存在了,他可能不想破坏记忆。”妻子说。

奥兹:是的,每一种爱都有黑暗的一面。爱是自我的,爱是自私的,因此爱也会抹上黑暗的影子。我对于耶路撒冷的感情也是如此,我爱耶路撒冷,我也知道它的黑暗。

  在奥兹的自传体小说里,母亲是美丽优雅的、总给他讲故事的、年少时最温暖的存在。而与母亲不和的父亲,则曾经是非常可恨的,尽管现在奥兹会用感激的心情回忆他。在相当长时间里,父亲,是奥兹的“全面反叛”对象。“很彻底,从内在到外在。他是学者,舞文弄墨,我就琢磨着要当农夫、开拖拉机;他长得矮小,我就发誓长高。”———后者,他并未“得逞”。

《第一财经日报》:耶路撒冷在你的父辈那里曾经代表信仰与追求,而在你少年时,它也是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城市。你后来参加了战争,战争对你而言,是否意味着这个信仰的失落?

  去年,因为新书在敖德萨出版,奥兹第一次去了那里,但“俄罗斯于我,从未远离过。一切是那么熟悉。”见到祖辈故事中的村庄,他难掩泪痕。甚至在异国他乡的北京,在一个初次见面的女儿辈记者面前稍稍提起,眼里也会“波光粼粼”———于他,眉头紧蹙是常态,泪眼婆娑却稀罕。因为他的父亲,从本质上是要求“男孩别哭”的。
他父母懂俄语、波兰语、德语、英语等十几种语言,但从不教他任何外语,只教犹太民族古老的希伯来文,唯恐儿子掌握了欧洲的某种语言,会跑到欧洲去。“他们怕极了对犹太人曾经的屠杀,也因此担心我的安全。”直到1969年赴牛津大学留学,他才“学了点英文”。而今,用英文在全世界做了无数精彩演讲、通常不用准备的奥兹,只用希伯来文写作。在英国、在美国、在中国,似乎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用希伯来文为公众朗读,是他的保留节目。“就像你第二次爱,你才会真正懂得初恋的滋味,就像到别的国家生活上一年,你才会看明白自己的国家,也许只有学了一门外语,你才能更加懂得母语的珍贵。”

奥兹:不是的,我参加战争是为了追寻信仰,战争并没有浇灭信仰,相反正是在战争中,我发现了自己内心对于和平的渴望,从而对追求和平有了更多的热情。

  奥兹说:“至少要三代,才能真正完成欧洲到以色列的‘迁移’。”他给记者举了个小例子:“欧洲的房子,总有高高的屋脊,屋脊上有烟囱,烟囱里青烟缕缕。以色列则不然,这里不冷,房子不需要炉子,不需要烟囱,屋顶也是平的。但如果以色列小孩画笔下的房子,即便他在以色列出生,依然会是高高的屋脊、烟囱、青烟缕缕。这不是他看见的,是奶奶或妈妈讲的故事融入了他的血液。”

奥兹:微笑书写人类苦难

  ■如果一个男孩子要追女孩子,他就应该听女孩子讲故事,并且给女孩子讲故事

本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柳建云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9月

  少年奥兹,曾有过许多斑斓的梦想。“小时候,因为发表了点东西,诗歌、小故事,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由于拒绝重蹈父亲的‘覆辙’,又憧憬着成为一名农夫。因为恐惧屠杀,曾想变成一本书。看着消防员在火灾现场的模样很酷,便想成为一名消防员。”书,自然是变不成的;作家梦,已没有今天再说的价值;做消防员,也只是他当年梦想吸引女孩子的“重大举措”;倒是“做农夫”的念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拐点。

以色列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有力竞争者奥兹到访中国接受本报专访

  14岁那年,他去了距离家约45公里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对于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到农场去,绝对称得上人生的革命。优秀的城市青年,很难是干农活的好手。”在基布兹,他先干了一件大事———改名为“奥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8月26日以色列著名作家奥兹踏上了他梦想的中国土地。在北京访问期间,这位被誉为当今最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在北京国际饭店里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专访。

  兹”,在希伯来语里,这个词意味着“勇气、力量和坚持”。不过他唯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

阿摩司·奥兹出生在耶路撒冷,其父母分别从波兰和俄国移居到那里。奥兹童年时代的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人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地下活动、爆炸、宵禁、英国兵、阿拉伯帮、迫在眉睫的战争与恐惧……古老的英雄神话仿佛成了现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他去基布兹开始,我们就认识。六七年后我嫁给了他,那年我20岁。”少女时的尼莉,能歌善舞,曾是许多年轻男子的“梦中情人”。但一张奥兹的老照片,在她钱包里放了几十年。“所有女人关于男人的设想,都能在他身上圆满。他年轻的时候,帅呆了。”

奥兹的母亲范尼亚美丽贤惠,多愁善感,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但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得志。在奥兹12岁那年,母亲因不堪忍受没有色彩的生活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

  仅仅是因为帅吗?当然不是。奥兹在首次访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一个男孩子要追女孩子,他就应该听女孩子讲故事,并且给女孩子讲故事———当年征服奥兹夫人的,就是这一招。“他肚子里有很多故事。”后来,他开始在报纸杂志上“讲故事”。发了两三个中短篇小说,又因为农场需要中学老师,他被送去

多年来他发表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许多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费玛》。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女性主角息息相关,在他看来这与母亲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联。

  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他被邀请留校继续深造,但他不想成为学者,而是想多写些东西,于是回了基布兹。”夫人尼莉透露。

奥兹可以说是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等。近些年,当每年的秋季,全球媒体热切猜测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奥兹总出现在名单中。

  1968年,《我的米海尔》出版,把奥兹推到以色列文学的“VIP席”上。时至今日,奥兹依然说,当年只是能出版就满足了。夫人尼莉通常是他的“第一读者”,她对丈夫用女人的口吻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并不看好,还说“真不知道你这书有谁会买”,当然,“从没想过他在希伯来文学上会变得那么重要”。后来,这部书被翻译成30种语言,包括汉语。
类似的意外,还发生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上。“他写别的书,总是事先不跟我说,写完了之后把完整的书稿递给我,但这本书不同,他每写20页就拿给我看。我

如今68岁的奥兹回望漫长的人生旅途,如何消除那段母亲自杀带来的童年记忆的阴影才是此生征服自己的标志,终于在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第一次通过自己优秀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面对人之初的心灵创伤,对母亲的自杀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一路看得很开心,那些事儿我只知道一点,包括母亲自杀,他都只对我提起过一次。”见夫人看得开心,奥兹说,“没人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有谁会对百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感兴趣呢?除非不是发生在别人家里。”于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他几乎不相信别人会喜欢这本书,书店里书都上架了他还不信。”这本自传体小说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更让夫妻两个人都紧张得不行。“法国、意大利、德国的读者,怎么可能理解这一切?”但事实是,每天都有雪片一样的信飞来他家,“信中讲述的几乎都是读者自己的家事。因为奥兹书里讲述的是家事,大家都从里面找到了他们自己或者家人的影子。”

阿摩司·奥兹小传

  ■他第一个站出来,在报纸上说,和平永远比土地重要,否则杀戮还会持续

作家奥兹与政论家奥兹

  “如果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这句话来自《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中文版前言。它其实只能指向奥兹的父母,他与夫人之间幸运地与之迥异。

他是一位能时刻触动你心灵的作家,母亲的自杀成为他不幸的童年的起点,随后伴随他的是父子情感的隔阂,如今年近古稀的他却终究以不可思议的乐观,用笔挥洒并记录下当年的那些痛楚;他是个喜欢用排比表达的健谈者,让人很容易从对话中感受到那份与常人不一样的迥异。虽然历经沧桑,却依然激情饱满;为了写好女人,为了写这个世界上最基础单位“家庭”中最特殊的角色,他更多的时候将思维让位于女性视角,也许是对女性富有想象力的需要,在他作品中,没有人会否认他笔下的作品极富想象力。他的名字叫阿摩司·奥兹。

  其实,《爱与黑暗的故事》在奥兹的心里很多年了。年过六旬才提笔,是因为他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太漫长。“我试图揭示一个谜:父母是两个好人,他们都干着各自有理由的事情,缘何没有好的结果?”在少年时代,他经常以黑与白、善与恶去辨别这个世界。这让他少不了愤懑:不满父亲和母亲、和自己的关系;不满母亲的不辞而别……后来,他才发现,最大的悲剧,是“善”与“善”联手酿造的悲剧;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是“白”与“白”的问题。由“父亲极强的控制欲”,他悟得一个反义词———“妥协”,或者说“让步”。

奥兹从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开始塑造他善写女性的特色,又在《鬼使山庄》等作品中展示其关注犹太历史与现实的一面。“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奥兹曾对《我的米海尔》等作品的中文译者钟志清表示。政治评论家是奥兹作为作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他用柔情而感伤的小说隐喻政治,又用泼辣而极具攻击性的评论直击政治的软肋,也许因为他经历和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让他的作品在犹太文学中独树一帜。

  奥兹和妻子之间,彼此“让步”。因为家庭的变故,少年奥兹很内向,但奥兹夫人外向,夫人花了很多年教他领略和朋友在一起的乐趣。业余爱好养鱼的奥兹,不喜欢音乐,却是每天傍晚妻子笛子吹奏练习的听众;搞音乐的妻子,最大的遗憾是他不会跳舞,但奥兹看着她和别人在一起,也看出了翩翩起舞的乐趣。和夫人同游日本,妻子的笑声过于“爽朗”,奥兹不斥责,而是幽他一默:“小声点,你干吗要告诉全世界你不是日本女人?”在北京访问期间,一天活动下来,他累得要命,眼睛都快闭上了,却依然陪着夫人在国际饭店二楼听钢琴演奏。电视上出现一个漂亮女人,妻子问奥兹那女人怎么样,他的回答“几十年如一日”:“比起你,差远了。”

奥兹的“中国梦”

  奥兹也是个好“爸爸”兼“好爷爷”、“好外公”。因为儿子有哮喘病,他就举家搬迁到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小城阿拉德。他告诉记者:“我不像我父亲的控制欲那么强。孩子们选择什么方式生活,我总是尽量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从不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这样的话。儿子对我也有抱怨,但和父亲与我之间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社科院的钟志清是这部最新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译者,在此前,她曾翻译了奥兹的两部重要作品:《我的米海尔》、《黑匣子》。钟志清与奥兹的相识是在她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求学期间。

  “让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同样重要,特别对犹太民族而言。”奥兹说,“质疑和争论,是犹太人的特点,清楚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以色列文学和以色列的今天。”早在8岁多时,奥兹就曾给掌管耶路撒冷地区的英国长官去了一封信:“你要是不在6个月内离开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赎罪日,就会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审判日。”

钟志清说,奥兹与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

  68岁的奥兹风格早已转变,现在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对埃及等邻国的胜利,曾让以色列举国欢庆,但奥兹不。“他第一个站出来,在报纸上说,和平永远比土地重要,否则杀戮还会持续;老百姓的生命,远重于其他任何东西。”尼莉说:“当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包括交战国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受不了他这么说。但现在,超过70%的以色列人都站在了他这一边。”
奥兹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新华社曾驻耶路撒冷记者高秋福说:“理解奥兹,千万不能忽略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奥兹在社科院演讲时说,“在有些年轻人的眼里,‘让步’意味着‘不坚持’、某种意味上的‘不诚实’,甚至‘投降’,但在我的词典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对生命的尊重’。”

他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但由于创作累身,教务繁忙,加上以色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奥兹不得不多次婉拒以色列外交部和作家协会等部门向他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挂念后,此次《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译版问世,就像一张从中国发来的邀请卡,让他顺利圆了中国行的梦想。

采访过程中,阿摩司·奥兹对中国文化好奇的神情,如孩子般天真的发问,以及谦和友善的态度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交谈中,奥兹时刻不忘自己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身份,他希望这经历漫长等待最终得以成行的中国之旅,能收获更有意义的结果,就是通过带来这部畅销世界的作品,让中国人更多了解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文化。

本报记者对话阿摩司·奥兹

“我总是努力” “像女性那样去思考”“创作灵感来自母亲”

广州日报:在您的许多作品中,女性角色一直为你所重视,为什么?

奥兹: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对女性非常感兴趣,我总是努力让自己试着像女性那样去思考。所以在我的许多小说中,主角往往是个非常有想象力和非常敏感的女性,这些灵感来源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正是这样的女人。

广州日报:几乎在您的每部作品中,都能触摸到您自己的背影,许多故事也因此带着浓厚个性化的色彩?

奥兹:文学就是个性化的,这是文学的主题。文学的主题不应该是反映政治,而应是反映个体,应是有关家庭,包括政治在内的国家,只是故事的背景。非洲与中国是否越来越相似并非世界最关心的问题,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非洲女性遇上中国男人。

广州日报:您此次带来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中,首次将您母亲自杀的经历写入这部带有自传特点的小说,是什么迫使或让您有勇气重现这段令人辛酸的往事?

奥兹:许多年来,我对我母亲的自杀感到内疚,我对父亲眼看着母亲的离去感到气愤,我对自己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是个坏孩子,因为我相信,如果我是个好孩子,母亲会跟我在一起。在我真的能放下这份内疚之前,我需要有足够的阅历,变得足够的成熟。

只有我完全宽恕这一切了,我才能开始描写这段往事。所以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我对待活在记忆中的父母,就仿佛他们成了我的孩子,我描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就像描写发生在我子女身上的故事一样,我带着怜悯,宽恕和幽默,记录下了这一切。

“我描写人类的苦难,就好像我已经原谅了这些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

广州日报:您认为童年的不幸有无给你的创作带来影响?

奥兹:我童年的不幸为我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什么是人类的不幸。我描写人类的苦难,但是总是含着微笑去写,我描写人类的苦难,就好像我已经原谅了这些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我从不带着愤怒写故事,除了我所写的抨击政府的政治随笔。

广州日报:是否您更钟爱给笔下许多故事一个悲剧结局?

奥兹:是的,比起善恶冲突的故事,我对两个善者之间的冲突更感兴趣,比如当一个好丈夫遇上一位好妻子最终却酿成了悲剧。

广州日报:您因悲剧而享誉世界,那么生活中的您是一个悲观的人吗?

奥兹:不,我不是一个悲观感伤的人,相反我是个快乐的人,善写悲剧的人并不必然就是性情悲观的。

“脑海里存在3种中国印象”

广州日报:您曾说过,你希望《爱与黑暗的故事》能帮助中国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以色列?

奥兹:这本书既是家庭故事,也是民族叙事,通过讲述我家三代人,实际上是在讲述以色列移民的历史,关于以色列人来自何方,为何来以色列,讲了以色列建国,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称为以色列和中国相互理解的桥梁。

广州日报:来中国一直是您童年的梦想,来到中国后,您留下什么印象?

奥兹:现在在我脑海里存在着3种中国印象,第一个来自我的母亲,我小的时候,她为我勾画了一个充满神仙、巫师、智者等奇幻故事的中国;第二个印象来自中国文学,通过中国现代作家描写的世界,我读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读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国内革命战争、饥饿和文革,现在我亲眼看到是第三个印象,在北京和上海,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因为我没有去过乡村,所以我只能谈这两个城市,通过这两个富有活力的城市,我感到乐观。

广州日报:在以色列,中国文学是否流行?哪位中国作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奥兹:有近四十部中国作品被翻译成希伯来语,中国文学在以色列拥有广大读者。我最近读到莫言,读过沈从文,我欣赏中国作家,除了文学,中国电影在以色列同样非常流行。

“用家庭的语境表现国际关系”

广州日报:同时拥有作家和政治评论家的双重身份,您如何区分这两者?

奥兹:当我百分之百确定我的主张时,我就不写故事,我写随笔,有时甚至扬言把政府送进地狱,但是描写故事时,我并不是那样义愤填膺,我只是讲故事,因为我喜欢讲故事。 广州日报:您的作品常常将复杂的故事梳理成家庭关系,那么对待巴以关系时,是否同样适用这样的方法?

奥兹:我在写政治评论时,我用家庭的语境表现国际关系,能够表现国际性的冲突。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描写家庭的,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解释我的作品是什么时,我会说“家庭”,如果用两个词,我会说“不幸的家庭”,如果要用更多的词语,我会说“家庭是构成世界的细胞”。

广州日报:谈谈您的新作品?

奥兹: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咏叹生死》,几个月前在以色列问世,正在被十几个国家翻译成外文。故事讲述一个作家在一个夜晚被邀请去会场宣读作品,在路上,他来到一个咖啡馆,听陌生人聊天,他开始构思新的故事,最终他因此没赶上演说,但是他却因此拥有新的收获。故事的结局是,他所描写的故事变成真实的现实。这本书正是要描写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奥兹日前在华首发的最新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讲,是一部“包含我个人的故事、也包含我们家三代人的历史以及整个国家的历史与生活”的作品。2005年8月28日,阿摩司·奥兹因为这部作品,从德国法兰克福市长手里领取了著名的歌德文化奖,并入围2007年“布克国际奖”。

阿摩司奥兹以写作寻求心灵宁静

采写:钟志清 出处:中华读书报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当代以色列杰出作家阿摩司·奥兹已于8月26日抵京,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访华旅程。奥兹将于8月28日至8月30日访问上海,与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部分驻沪作家、文化界人士和媒体见面。返京后将于8月31日参观在京举行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会晤莫言等当代著名作家。奥兹和中国读者的渊源由来已久: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都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他曾经将自己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一普通事件诗意化,称之为“从亚洲最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坐落同一大陆上的东方大国旅行”,“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之桥”,“在两种文化间进行私人交谈”。并且,试图求得与中国读者达到心灵上的切近与沟通。阿摩司·奥兹不仅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虽然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但一直呼唤阿以和平,呼吁在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建立一种“和解”。

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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