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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搭建起了风流浪漫座阅读的桥梁,其他三史

文章作者:文学资讯 上传时间:2019-11-24

1971年夏,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重新恢复业务,这是第三阶段,除整理二十四史外,增加了《清史稿》。中华书局亦由西郊迁至王府井大街原文联大楼,各方面条件已大不如前,屋宇狭小,原点校者只调请了王仲荦、唐长孺、陈仲安三人,其他整理人员由本市商调。在此期间,王仲荦先生点校了《宋书》,《南史》原定卢振华、张维华点校,张先生由于年纪关系没有参加,卢先生虽肢残卧床,仍然参加了,不过在家工作,王仲荦先生也参加了《南史》的点校和审定工作。北朝的《魏书》原是王永兴点校,并作了些准备工作,因原单位有事调回,这时改由唐长孺点校。陈仲安已取得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独挑《北史》,由其一人完成。

上世纪参与点校“国史”的老先生们,多数已故去。功在当代,沾溉千秋,后人尽享现代通行本的便捷。可是,老一辈学人付出心血的点滴过往,渐渐隐没于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试图挖掘尘封的“国史”点校往事。

已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施和金先生是位历史地理学者,曾为中华书局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方舆胜览》等地理总志,他亦是受到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的启发,撰写了《北齐地理志》,弥补了《北齐书》的空缺。他在前言中多次感谢王先生,并写道:“王先生生前,我曾与之讨论过《北周地理志》中一些问题,他非常谦虚,从善如流,可惜王先生今已作古,不能当面向他请教了,但他在《北周地理志》中留下许多宝贵财富,为我今天所用,我真是要非常感谢他。”

二是唐长孺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疗肝癌的前一天,仍在伏案撰写一篇学术论文,考订陆机、陆云兄弟进入洛阳后相互间数十通来往信件的具体时间与背景。唐长孺治学为人极为谦虚,对学术葆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何德章说,这些事一直在他记忆中,给他以警醒。

第三,善于利用时间。

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人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

首先,遇上好老师,有了做学问的好题目。

揭开尘封的往事,是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1973年春,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部分学者和中华书局工作人员,24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楼顶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由启功先生珍藏,他给照片题名为《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并手书每个人的姓名:顾颉刚、赵守俨、白寿彝、杨伯峻……一一看过去,都是在学术界颇有分量的人物。

王先生生活在外患内乱动荡不休的时代,研究与写作的条件并不好。在他二十多岁学问刚起步之时,遭受一连串的变故。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火柴厂倒闭破产。妻子余凤年患肺病亡故,两岁的女儿从床上垂落夭亡,父亲亦不久病逝。之后又遇日寇侵犯,王先生孤身辗转云南、四川等地,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敌机经常轰炸,图书资料匮乏,物价飞涨,独自眠餐,身患肺病,生活环境很不好,难以专心著书立说。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南京,又遇上派系斗争被解聘,到山东大学任教。解放后,认识了郑宜秀同志,组建家庭,生活有人照顾,但政治运动不断,在“拔白旗”运动中,与童书业被列为批判对象。1963年借调北京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前后耗去十年。“文化大革命”又受冲击,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6年逝世,能安心写作的时间不过八九年而已。为什么王仲荦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这么多成果?除了他天资聪颖、文史功底扎实外,还有三个因素。

2005年年初,中华书局开始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的前期调研工作,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

点校二十四史非一般的古籍整理可相比,既要使用全套标点标线符号,还要校勘各种版本,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撰写校勘记。文字讹误、史文失实如何出校,改字尺度如何掌握,校勘记不像写论文,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这些都无前例可循,只能摸索进行。王唐两位先生,仿佛相约而行,都先从较小的史书着手,取得经验后再点校较大的史书。至1966年5月,已经点校完成《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五部史书,因文化大革命骤起,1966年5月所有借调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工作停止。为了记述方便,我把整理二十四史分为三个阶段,1963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和关怀,范文澜、吴晗与金灿然筹划,中华书局组织实施并编辑出版,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先后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20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进入21世纪,“国史”整理步伐也未停歇。2006年,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点校本的现代通行本地位。

www.2257.com,卢振华,字南乔,湖北黄安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期间即在《师大月刊》上发表《李杜卒于水食辩》。抗战间,在重庆北碚编译馆工作。1946年北上青岛,到山东大学任教,后随校迁居济南,任副教授,教授。卢先生长期研究《史记》,收集了不少史料,拟作《史记新注》,其间发表的论文大多与司马迁和《史记》有关。

“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看见老先生,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吃饭。中华书局请了一位二级厨师,姓王,大高个子,为老先生们炒菜。一张八仙桌六七道菜,比较像样。像陈仲安先生会和我们一起排队买饭吃。”

1963年在京整理二十四史时,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王先生血压骤然升高,医生建议多休息。书局领导亦很重视,劝王先生暂回济南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血压平复后再来北京。他说:“回去舟车劳顿,还不如在书局休息。”他到书局图书馆借来闲书,换换脑子。其中有新出的影印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他浏览一遍,写成《渤澥一勺》,后来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病养好了,成果也出来了。由此可见,王先生是很会利用时间的,效率也很高。他在书局白天整理《南齐书》等,晚间修订旧稿《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并在京完稿。

张忱石成为王仲荦身边的责任编辑,也因此见证了这位先生经历的点校苦旅,以及时代的变幻风云。

王先生学问起步之时惨遭变故,国破家亡,但他没有沉沦,没有弃学。抗战之时,仅带三部稿子,从上海到昆明、重庆,又到南京、青岛,再到济南、北京,只要一有空闲便沉下心来,整理旧著,不断充实史料,反复修订。当年撰写这些著作之时,王先生尚是二十出头一文学青年,等到出版之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翁。这种“良工不示人以璞”的治学精神,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70年代重启整理,功业始成

一、 引领我进入史学之门。我在大学时,痴迷古代戏曲,毕业论文亦是与三位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一起校注明传奇《浣纱记》,本想终身研究古代戏曲。“文革”一来,文化部被批判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代戏曲十部传奇九相思,大多以才子佳人为主。我想这下完了,今后干什么呢?整理二十四史,是从干校突然调回来仓促应付的,我对史学没有下过工夫,所以十分迷茫,不知搞文学还是历史,便向王先生请教。我刚把话讲完,王先生几乎不加思考立即回答:“搞历史。我原来也搞文学,在中央大学是中文系,后来到山东大学才搞历史。搞历史面宽,实在。”我听了王先生的教导,后来书局恢复原来的编辑室建置,我毫不犹豫地决定留在古代史编辑室,一直干到退休。

我们的初衷是想勒石记碑:向广大读者展现“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这一伟大民族文化工程的艰辛与蓝缕、梦想与光荣。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时代,既分南北朝,而又王朝短暂,迭更频繁,有的史书虽然卷帙较少,但流传中散佚扞格,矛盾甚多,点校匪易,但在王仲荦、唐长孺两位先生的主持下,共点校了九部史书,几近二十四史之半。整个二十四史点校中,不少老先生只参与了一部史书的点校,或与他人共同点校一部史书,像王仲荦、唐长孺一人负责几部史书的点校,是绝无仅有的。五六十岁正是他们著书立说的最佳时期,可是他们却把时光都贡献给了中华书局。

何德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如是回忆唐长孺:“唐先生可以说是天纵史才,他本人没读过所谓硕士、博士,甚至本科阶段所学也非历史,但他有着少年即习得的深厚的国学功底,从吕思勉、李剑农、陈寅恪先生论著中探寻新时代史学处理史料的方法,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吸取营养,提出史学研究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仍能通过点校史籍、整理出土文书,基本未曾间断地从事学术研究,因而,在魏晋隋唐史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做出了远超同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可以说至今也无人企及。今天从事魏晋隋唐史研究的人,不接受唐先生的影响,不读唐先生的论著,是不可想象的。”

1971年夏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卢振华先生不忘初约,坚决要求参加《南史》的点校工作。为了少上厕所,他尽量少喝水,要用的书,叫人放在四周手够得到的地方。卢先生半躺在床头,克服重重困难,用三年时间与王先生合作,完成了《南史》的点校。

作为唐长孺的学术助手的那两年,有两件事令何德章印象深刻。一是曾有人撰文,比较唐长孺与陈寅恪的学术理路与贡献。“唐先生得知后勃然大怒,责令将报刊已接受的该篇文章撤稿,反复强调:陈先生是我心目中的老师,我怎能与他相提并论。”

其次,具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

复核与完善的修订工程

但是,找什么样的题目呢?我思考着、寻找着。八十年代我参与编撰《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所收典籍中有清人赵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留下深刻印象。唐尚书省有六部,左司辖吏、户、礼三部,右司辖兵、刑、工三部。各部设四司,正长官为郎中,副长官为员外郎,合称郎官。唐尚书省立有左右两司石柱,凡升任郎官,即石柱题名,荣耀至上。两石柱北宋时尚存,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有记录,但自元之后,右司石柱亡佚,仅存左司石柱。清人赵钺、劳格根据石柱题名,辑录有关该人史料,撰成《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成为查阅唐人生平事迹的重要工具书,甚至有人称其为“郎官词典”。但是这部“词典”并不全,右司郎官阙如。我想,唐人的《登科记》早就亡佚了,清人徐松补撰了《登科记考》,《周书》缺志,王仲荦先生撰著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我为什么不补作《唐尚书省右司郞考》呢?这不是很好的题目嘛!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后来他又写了《整理古书的提议》,说“这是千秋的事业”“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

这里我要略讲述王仲荦团队的“二华”,即张维华和卢振华二位先生。有关二十四史的回忆文章,很少言及他们,尤其是卢振华先生。他是在克服常人少见的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南史》的点校工作的。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称为“国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使这个国度拥有了近四千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然而,到二十世纪初,由于时代的大变局,以标点和句读为标志的阅读习惯,无异使现代读者和“国史”之间出现了一条阻隔之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二十年间,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震古烁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的推出,无疑在现代读者和“国史”之间搭建起了一座阅读的桥梁。

1967年春,上级又通知整理二十四史。“文革”进行了一年,原点校者近况不明,于是书局派人到各地了解情况和调人,我曾到济南,山东大学造反派不同意商调王仲荦、张维华,只调来卢振华一人。我回京后,见唐长孺、陈仲安已到,原点校者仅三人而已,其他点校人员都从北京各学校抽调。极“左”思潮横行,时时干扰工作,至同年秋季,便草草结束了,为时仅半年余,没有成绩,只有教训。这算是第二阶段。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史”整理步伐也未停歇。2006年,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点校本的现代通行本地位。

王仲荦先生刚到书局不久即患高血压症,七十年代又发现糖尿病,至1976年又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同仁医院,可谓耗尽心血。“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都是真实的记述。王、唐两位先生对二十四史点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华书局有人概括为“南王北唐”,表彰他们的功绩。王先生很谦虚,听到后表示不大妥当,说:“唐先生年岁学问都在我之上,应当叫‘北唐南王’。”但是“南王北唐”叫开了,也顺口,就很难更改了。

“国史”点校往事

二、启迪我治学的方法。1972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参与二十四史的编辑工作,环顾四周,这些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个个学富五车,专精一史或数史。书局的老编辑,杨伯峻擅长古代汉语,先秦典籍背诵如流,赵守俨娴熟编辑业务,精于唐史,可是我腹中空空,无所适从。我急于充实自己,几乎什么书都读,漫无边际,收效不大。但等我拜读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之后,顿时眼前一亮。我想,当年章太炎给王先生出此两题时,他尚是一介青年,学问起步未久,但是围绕这两个主题读书,陆续收集史料,不断补充完善,反复修订,得以成书。书编成了,王先生早已成魏晋南北朝史专家。这种有目标的学习方式是很有效果的,为什么不跟着学呢?

许逸民笑着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即使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是对口的“人才培养基地”,毕业想进中华书局工作亦非易事,大学的考试成绩也是一条考核标准。当初有两个女生毕业已分配进去了,结果过了一阵子被“无情”通知:“你们不是‘中华人’”——无奈大学学业不佳。

王仲荦先生十分关心卢先生的健康,每次从济南回来,总要同赵守俨谈论卢先生的近况,都是不好的消息。1976年春,王先生说:“南乔身体是真的不行了,人已脱型,恐不久于人世了。”卢先生是1979年病逝的,他生前见到了《梁书》《南史》的出版,这大概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大慰藉了。

何德章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后,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基本上都是引用点校本。“我本人为学习北朝史,曾将两套点校本《魏书》翻阅得破损不堪,基本没有翻检什么‘三朝本’‘百衲本’,就是因为信从点校本。可以说,点校‘二十四史’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

《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出的题目。从三国到隋代,十个王朝,记载其历史的有十二部正史,记载其典章制度的志书,职官志、地理志尤为重要,被称为研治历史的钥匙,但是只有《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有以上两志,《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七部史书都没有志,于是自清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之撰著。职官方面有清人洪饴孙《三国志职官表》、周广业《季叔官爵考》。地理有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及《十六国疆域志》,他的儿子洪齮孙有《补梁疆域志》,近人臧励龢有《补陈疆志》。总的来说补职官志的较少,因为各王朝官制上陈陈延袭,变化不大。宇文氏企图用官制的改革,使北周王朝永远统治下去,但是《周书》却无职官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地理方面,十个王朝经后人补撰,所缺的只有北齐、北周了,王仲荦先生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就是弥补正史上的空缺。我曾问过王先生,你的著作中最满意的是哪本书?他说:“还是北周的两部书,它能传后。”

“当年7月,王先生再次来到中华书局,工作到1976年。王先生为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了10年,故先生诗有‘十年踏破六街尘’之吟。其诗又云‘史局汗青欣有日’,即指他负责点校的南朝五史已全部出版。”2013年,王仲荦百年诞辰,张忱石撰写了纪念文章《点校二十四史的功臣》,提及诸多与王仲荦共事的回忆。“王仲荦是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除点校《宋书》《南齐书》外,卢振华点校的《梁书》《南史》,张维华点校的《陈书》,都由王先生最后审定。”

张维华,字西山,山东寿光人。他出身农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了大学。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1931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参加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禹贡》杂志。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研究,著有《论汉武帝》《中国长城建置考》《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等。

记者 沈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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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从标点、断句、分段到出校,其基本框架结构,都是王仲荦先生所奠定的,体现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我们今天的修订,完全建立在前辈学者的成果之上。没有老先生所做的奠基工作,就没有我们的修订。”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主持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王仲荦先生1913年生于浙江省余姚。余姚是王阳明、黄宗羲的故乡,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可谓人杰地灵之处。他的祖辈都是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掀起工业救国的浪潮,王先生的父亲仗着勤劳聪明,先后创办了六七家火柴厂,生产马头牌火柴,风靡一时。王先生幼年家庭富裕,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十八岁结婚,岳父余岫云在留日期间拜章太炎为师,后来又把王仲荦介绍给章太炎做学生,岳婿同出章门。王先生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解放前曾执教于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1947年由赵太侔延聘至青岛山东大学。五十年代,山东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工作至1986年6月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与孔子相同。

2010年,许逸民在《修订工程点校情况汇报》中指出点校本需要改进的地方:统一体例、选定底本、调整段落、改正标点、删除旧校、完善旧校、补充新校。

1976年“四人帮”粉碎,为学术著作的出版繁荣创造了条件。王仲荦先生把《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三部著作一并交中华书局出版,这在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中绝无仅有,令人刮目。我冒举鼎绝膑之险,担任《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两书的责任编辑,几乎一字不遗地认真拜读了这两部稿子,见王先生对《北周六典》编有《事类索引》,而《北周地理志》却无地名索引,不便检索,我特为编了地名索引,他在前言中表示感谢。其实,却是我应当谢谢王仲荦先生,为什么呢?

顾颉刚点校《史记》,陈乃乾点校《三国志》,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并由傅东华整理加工《汉书》并撰写校勘记,宋云彬点校《后汉书》。

王仲荦先生是在过了五十岁生日后到中华书局来的。当时的分工是:王仲荦负责《宋书》《南齐书》, 卢振华负责《梁书》,张维华负责《陈书》,《南史》由卢、张两位负责;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为王仲荦;北朝四史的总负责人为唐长孺,除了王永兴负责《魏书》,其余三史皆由唐长孺点校。陈仲安当时是唐长孺的助手,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时为讲师。唐先生有意培养他,让他协助自己点校了《北齐书》和《周书》。

1977年11月,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历时20年,“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功业始成。

王仲荦先生的著作与治学精神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受惠的后人应当是很多的。虽然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他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会永远感谢他。

许逸民总结,原点校本显然可见的缺憾,便是各史的整理体例不统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明确采用百衲本为底本或“工作本”的,共计有19史。“究其原因,盖因当时无法直接看到宋元原刻,而百衲本又号称集宋元善本之大成,故以为用百衲本即等于用宋元原刻。其实不然,读商务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可知,百衲本对于原刻的改动非常之多。”

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说过,整理二十四史有三个阶段,但三个阶段都参加者只有四个人,我只列唐长孺、陈仲安、赵守俨三人,于是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还有一人是谁?就是卢振华,因为第三阶段卢先生瘫痪卧床,无法赴京,在家中完成了点校《南史》的任务。

“翠微校史”和“文革”动荡

1963年,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中山大学的刘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都借调了过来,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也加入进来。商调人员来齐之后,金灿然非常高兴,兴奋地说:“哈哈!中华书局居然把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先生都调来了。”他踌躇满志,心想点校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了。

由赵守俨提议,经金灿然和齐燕铭商量,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报告,要求把外地承担各史点校工作的学者调到北京。这一诉求最终实现。1963年秋冬,武汉大学唐长孺、南开大学郑天挺、山东大学王仲荦、中山大学刘节等先生先后进京,集中入住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

这是谁概括的呢?我在“文革”中已听到此语,应当产生在六十年代,当时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都在西北楼工作,书局职工在办公楼上班,两处有一定距离,彼此亦无接触,与他们往来并了解二十四史分工的只有三个人,即金灿然、赵守俨、宋云彬。到底出于何人之口,岁月悠悠,已难稽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牢记不忘他们的功绩。2007年王仲荦诞辰九十四周年、2011年唐长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华书局隆重出版了《王仲荦著作集》和《唐长孺文集》,既是对两位学者的怀念,亦使他们的学术思想久存人间,传世流芳。

作为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何德章感觉,通过此次修订,《魏书》的版本源流更为清晰,发现了一些新的佚文、缺字,结论可以回溯,有助于增加文本的可信度。

王先生读大学时,喜欢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歌。学他们的诗,要多记典故。国文老师任菫叔是晚清画坛大师任伯年的长子,善诗能书,教导他选择一部同温李诗风相近、典故多而卷数少的《西昆酬唱集》加以笺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工具书很少,只有清人的《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这些书上没有记载的典故,就只好靠自己一部部书详细翻检,日久天长,不但解决了注释,也充实了自己。

1966年5月22日,傅乐焕在陶然亭自尽,给赵守俨造成极大的震动。赵守俨写道:“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最先整理的是前四史,《史记》由顾颉刚负责,负责具体工作的为贺次君。《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老师及55级学生集体点校。《后汉书》《三国志》分别由书局宋云彬、陈乃乾点校,这两位并非研究东汉、三国的专家,全凭旧学根底来做。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知道,必须调动国内第一流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而这些专家大多在高等院校历史系。他上报文化部,得到支持,由中宣部邀集文化部、教育部协商借调专家,集中在中华书局工作。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订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二十四史”点校本被纳入其中。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1958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

卢振华先生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克服了不少困难。他的夫人神经有些疾病,1967年5月我们去济南商调卢先生时,正在房间里谈话,忽然从厨房里传来阵阵怪异的叫声,卢先生苦笑了一下,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意思是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1970年春济南雨雪,卢先生不慎摔倒,大腿骨折,虽然作了接骨手术,但那时缺乏康复训练机构,造成下肢瘫痪,既不能坐,又难翻身,只能半躺半坐靠在床头。

1958年10月6日,吴晗以他和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会议情况,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纪录送上,妥否,乞指示。”

题目选定后,又向唐代文史界的前辈请教,他们都认为题目很好。于是我说干就干,学习王先生围绕题目阅读有关典籍的方式,不断收集史料,还发现不少左司郞官的史料,是清人未见的,亦一并抄录下来。我又想,既然要把有关唐代史料巡检一遍,为什么不一石二鸟,多做几个项目呢?唐王朝实行的是三省并重制,自然便想到了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唐尚书省右司郞官考》《唐尚书省郞官石柱题名考补考》已编撰完成,正在排印之中,《唐给事中考》《唐中书舍人考》亦已交稿。这些微小的成绩,要是没有王仲荦先生著作与治学精神的启迪,是不会有的。

“文革”开始,点校工作暂停,所有人员一律返回原单位。直至1971年下半年恢复工作,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整理工程。在这一阶段,“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原已开展工作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转由上海高校承担。

王先生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以写作起始时间大体如下:青年时即着手撰写《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五六十年代有《曹操》《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1963年至1967年点校《南齐书》,1971年至1976年点校《宋书》及《南史》等;1977年至1986年则出版了《㟙华山馆文稿》《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金泥玉屑丛考》等。

在修订本出版之际,回望点校本时代,何德章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学术界一般更关注“二十四史”文本的校勘成就,但在他看来,“二十四史”的“现代化改造”,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标点。

联结“国史”与现代读史之人的关键桥梁,则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20年时间里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

许逸民指出,1960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曾对点校本提出过两点明确的要求,一是在学术成果上要“超越前人”,二是经过重版修订使之“成为定本”。要求的提出,推动了点校工作方式的改变。

张忱石本来被分配进中华书局的文学组,王仲荦知道后对他说:“我先前也是搞文学的,在中央大学教大一国文,属中文系,到山东大学才去历史系,搞历史实在,你也搞历史吧!”不久他开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必读书单,希望张忱石将之列入学习计划。后来中华书局重新分配编辑室人员,张忱石留在了古代史编辑室,“应该说是王先生引领我进入历史之门的”。

何德章觉得,唐长孺主持的《魏书》等史籍点校,不是机械的文本参读与文字取舍,而是上升为学术研究。“点校本的许多校勘成果,没有他那样的学术眼光是发现不了的。可以说,唐先生对于《魏书》的点校,不只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文本,还为后学提示了北朝史研究的路径,史料来源与运用方法,因而极受学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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