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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先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日记,通过《

文章作者:文学资讯 上传时间:2019-11-24

原标题:劳生且著书:《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那些未完成的学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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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0日,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一天,陈福田从美军处打听到,日本“确已投降”,郑天挺闻之“狂喜”,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下: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书影

“喜极欲泣,念及处此时代,竟无丝毫之贡献,尤自痛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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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日记很能代表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这一历史转折时的复杂心境,明人周用在《周恭肃公集》中有这样两句诗:“蓐食怀惭德,劳生且著书。”情境何其相似!

郑天挺先生,摄于1939年

为避日寇,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有计划地南渡,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南至昆明蒙自。《日记》记载的便是郑天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者教授们多已成为史册中的名字,能够呈现他们学术造诣的,主要是已刊行的论撰。更多的曾经酝酿于胸的学术计划,因受制于时境未能成型。在动荡的年月,不知多少有价值的学术思考都湮没了。通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我们得以窥探一个学者在特殊年月里的学术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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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初期,由于教员四散,郑天挺在开设“明清史”等课程的同时,也接过了“隋唐史”的教学任务。这原本是陈寅恪的讲授范围,陈氏的通博,对郑天挺来说,好似无形的策勉。他日课《隋书》、新旧《唐书》、《通鉴纪事本末》等基本史籍,“备授课之需”,往往要查考史料,直至夤夜。在授课时,郑天挺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颇为重视。当讲到杨隋世系及姓氏时,郑天挺注意到杨氏世系记载之错互以及复姓事,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集中阅读陈寅恪的《李唐氏族之推测》以及柯昌泗的反驳文章,以期能有所平议。

郑天挺先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日记

在西南联大,教授们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在随意闲聊中,也往往产生学术的激发与演进。陈寅恪在构思《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期间,曾给同侪讲述过外族盛衰的连环性。郑天挺在1938年6月4日日记中曰:“读《唐书·四裔传》,成唐代外族势力消长表。”很可能便是受陈寅恪的启发。

编者按

尽管隋唐史并非郑天挺的学术专长所在,他也曾试图对隋唐史料进行二次整理加工,比如他关注到隋炀帝游幸的地方以及群盗并起的现实,便动笔编写《炀帝游幸表》《隋末群雄表》两种。《资治通鉴》是隋唐史备课的基本典籍,在阅读过程中,郑天挺注意到《通鉴》辞句的典雅,便专门准备小册,摘抄《通鉴》中的好辞佳句,题曰《通鉴属辞》,并作题跋曰: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培养人才,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十年来,激励人心,不曾少歇。着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所见所闻,繁多具体。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当时所记日记内容充实,巨细靡遗,实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更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日记历经数十年风雨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学界和普通读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了。该书点校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第一时间里,俞国林先生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讲述了《日记》整理出版的幕后情况,并披露了《日记》的一些重要内容。

“温公萃诸史以成《通鉴》。执笔皆一时之选,虽取材不自一家,不出一手,而摛藻遣辞,首尾自成条贯。南来多暇,乃摭意之尤喜者,不次先后,不求故实,录为一编,名之曰《通鉴属辞》,以为馈贫之粮云尔。”

中华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郑天挺先生有日记留存下来的?

如果《通鉴属辞》最终完成的话,那应当是了解古人文言著作遣词用句的极佳窗口。

俞国林:对于郑天挺先生这个人而言,因为编纂《孟森着作集》的缘故,是早已经知道的;再者,他曾经主持中华书局《明史》的点校工作,作为对书局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我来说,更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与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先生常有联系。大概是2005年年底吧,读到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引到了郑天挺先生1944年的日记,并有一页书影。当我看到这一页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第一时间与郑克晟先生去了电话,得到的消息是日记都在,有几十本……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兴奋!

避地西南的联大教授,对当地历史地理都很关注,加之地方史料相对易于获取,教授们便将西南史地纳入自己的关注范围。1938年的大寒节,郑天挺和魏建功、罗庸等聚会,谈到即将前往昆明,有人就劝说郑天挺“留意南诏史料”。听到这个建议,曾经在北大开设过“古地理学”的郑天挺当然很是“欣然”,在宴席上便“默拟一目”,包括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礼俗第三,语文第四,典制第五,传记第六,拟名曰《南诏书》。

中华读书报:据说为了出版这部日记,你努力了十年,最终才得到了家属的一致同意。

等到同年3月3日到昆明后,郑天挺便在书肆中“以国币三元购《南诏碑》《南诏野史》各一”。此后很的长一段时间里,他持续阅读《昆明县志》,并详细记录72种引书。到1939年,郑天挺偶于《云南金石目略初稿》中注意到一通《圆通寺观音阁碑记》,便专门前往圆通公园,“意在访碑,竟不得其处。”在西南联大后期,郑天挺还曾详检方志,为撰写《大理县志》准备条目。可以看出,郑氏为《南诏书》的撰写,作了长达8年之久的准备。

俞国林:第一次联系克晟先生,知道日记之体量时,即商请出版。因为郑先生所处的时代、地位与他的经历,所记内容肯定非常可观,这对于有史料癖的我来说,肯定是极具吸引力的。

近水楼台,加上出身世家,郑天挺对云南大族的宗谱很感兴趣,也有过系统的研读。在秦缜略家里,他见到《云南乡贤事略》一册,对其史料来源《滇南诗略》《滇南耆旧传》《滇南碑传集》《通番事绩碑记》等一一详细记录。后数日前往昆华图书馆,“意在购《云南丛书》”,并从中选取《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三种。就地取材,地方史料的获取给郑天挺的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在对郑氏学术成果评述时,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占有重要一席。

但是克晟先生说,姐弟四人,得一致同意才可以。好在马上过春节,他们四个人会聚一下,届时商量商量。待到春节过后,我与克晟先生电话联系,克晟先生说商量过了,有不同意见。说让我再等等。

相比于地方史地资料获取的便利,郑天挺的许多其他著书撰论计划,却因资料匮乏而作罢,他常常在日记中感叹“书荒之害”“苦于无书”。比如,1938年10月19日记:“上午草论文,以无书不能续。”他曾“略检《明史》及《续文献通考》,初欲写一有关明代学校制度之文,继恐非一二日可毕,乃止。”书籍的缺乏不仅中断了论文的写作,也影响了基本的授课。1938年12月21又记道:“南来图籍缺乏,余授明清史,竟不能得《明史稿》《清史稿》,仅于孟真处借来《明史》一部,余自沪带来《东华录》一部而已。”1942年,郑天挺在五华社寄卖《渊鉴类函》时,偶于书社架上看到残本蒋良骐《东华录》,这是他治清史“求之数年未得”的书,尽管不全,在国难时节偶遇,已经属于难能可贵了。

之后的每年,我都会电话两三次,询问可能的好消息。又询问郑先生其他遗稿,或者可以编纂的图书。2007年,封越健教授送来《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书稿。考虑到2009年是

西南联大期间,学者的藏书大都难以随身携带,于是承平之时看起来极普通的典籍,也得需要多方购求。郑天挺治唐史需要的《新五代史》,得自于玉泉街旧书摊。他对《新旧唐书合钞》垂注已久,傅斯年听说后,便“举其所藏初印本以赠”。傅斯年曾对郑天挺有“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的评语。在书荒之际 ,这样的赠予足见傅斯年之意气慷慨以及与郑天挺的交谊之深。

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南开大学也将举办纪念会议。克晟先生拿出郑先生当年的讲课卡片(郑先生开有隋唐五代史、元史、明史、清史等课,卡片即为课程讲义),请南开的老师整理,希望也能够出版,作为纪念。后来,《元史讲义》与《学行录》在纪念会议之前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史讲义》于2011年出版,《明史讲义》亦于2017年出版。《清史讲义》还在整理过程中。

尽管饱受无书缺书之苦,许多学术计划因此搁置,郑天挺有时也会尽力将一部分学术计划付诸实践,在蒙自南湖时,曾推论《隋书》中的附国即发羌,与吐蕃为一地,一年后曾连续多日查检资料,但有的书籍需要托人转借,有的则需要去昆华图书馆查检,“往往检阅数小时不能写一行”,当时学术条件对学术研究的掣肘,于此可见一斑。

2012年4月18日,曾给孙卫国教授去过一封信,说道:“克晟先生来电,要我帮他找一张照片。今日弄得,发给你,请帮忙转呈是荷。照片原效果不佳,只能如此。郑老之日记,犹时刻不能忘怀,总是心病,多年萦绕,渐成‘心魔’矣。一笑!”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克晟先生说三人已同意。之后,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年询问两三次,特别是春节过后的那次联系,最是令人期待!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多次在日记中提到行政事务缠身,日记曾流水账般记录日常生活:“七时起。八时入校治事。九时授课一堂。十时半归。午饭后小睡。三时半复入校治事。六时归。晚饭后至正义路购物,便道诣逵羽。十一时归,随寝。”出任总务长实属无奈,学术研究多在晚间进行,由于时局动荡,校务纷扰,郑天挺常常感到“不能作深湛之思”,故而多排比考订史料,“用机械工作以度此永昼。”

去年8月底,孙卫国教授来电,说克晟先生让他告诉我,日记可以出版了。9月1日,又发来微信说:“如果兄近期能来,我们就可启动郑老日记的整理工作。”当即复之曰:“老兄之力也!小弟十来年之努力与等待,终于‘落听’!”遂于9月9日拜访克晟先生,观看日记原稿,摩娑不能掷。

国难当头,文史学者读书作文多是有所寄托的,“好读遗民诗文”成为一时风气,而郑天挺则主张讲授研究“中兴名臣集”,这是由于尽管遗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但不免气象衰飒,而中兴名臣之作,却“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郑天挺于1943年6月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他日记中感叹,“此文随辍且两月,此可见余之栖栖终日不遑笔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对抗战之大时代及国家民族也。”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西南联大受到多方面的关注,那么这部日记会带给我们哪些新的信息?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尽管外有飞机轰炸,内有校务纷扰,日记却不止一次地提到“多暇”“清闲”。而“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郑天挺时刻警醒不可在这样的闲暇之中荒废。当他读到《聂继模诫子书》中说“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时,便联想到自身的处境,并在日记中记下“余自去冬南来,可谓事简责轻矣。志气恐日就痿痹矣,日就偷安矣。”于是效法《求阙斋日课》,制定下了读书计划:

俞国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缺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余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史书,五叶至十叶;

我们本来以为这部日记的内容不会很详细,但到全部点校完成,发现与之前我们的认识有很大出入,因为日记记得非常详密,且很多事情,又因为郑先生特殊的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西南联大的《除夕副刊》曾出版过一册《联大八年》,其中“教授介绍”一节里对郑先生的描述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看过他的日记之后,对郑先生工作,我总结为四个“务”:

杂书,五叶至十叶;

一、总务。郑先生是联大总务长,总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想而可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特别是后来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之下,如何正常发放工资,如何合理地核算生活补助,都是关涉到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郑先生1941年1月21日日记说到某次米贴之核算:

习字,一百;

先期请诸人自填眷属人口表,并须请同事一人、系主任一人为之证明。北大二同事以为觅人证明有辱教授人格,深表不满。乃今日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且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有人之权利矣。

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

此种事体,需得制定一个可使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且须三校统一,其难可知也。日记作为郑天挺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记载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谓为西南联大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

二、所务。郑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傅斯年。大家知道,当年流行一句话,叫做:“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由于傅斯年主要精力用在史语所,所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具体事务都是郑先生负责的。郑先生1939年5月31日日记:

郑天挺很欣赏《淮南子》中的一句话,“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在公务繁忙与闲暇的间隙,郑天挺都坚守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郑天挺的学术专长为明清史。1944年4月3日,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去夏忽发《清史语解》之想,拟目四十馀条。”郑天挺曾经将其中的三条寄给邓广铭,邓氏即推荐到刊物发表。郑天挺在信中提到撰写此书最大的困难是“无字书及相关图籍,惟赖钩稽比证,得其大概”。不过,他对史书的书写义例一直颇为留心,郑天挺一直有编撰《史传纂例》的想法,因此有一段时间在《日课》计划中规定下午专读《汉书》《三国志》。遗憾的是,这一著述计划最终也没写成完稿。

1940年11月27日日记:

一个学者的学术计划有时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志趣。郑天挺曾师事孟森,当南迁长沙时,听闻孟森去世,而《明元清系通纪》《清史汇编》皆未就,于是发心“努力设法续其书,以报知己”。后来,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吴晗听说郑氏志愿后,“慨然欲以其所抄《清实录》相赠”,“钞《朝鲜实录》八十册存北平……欲举以为赠。”若不是《日记》的出版,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历史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煌煌著作的温度。

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

郑天挺大凡著书之前,先草长编,这也是传统学问的一种家法。临近北大四十周年纪念时,郑氏拟撰《南诏疆域试探》,首先做的工作便是“先录诸书地名以为长编”。后来指导杨志玖作《元史》补的研究,也建议他“先作长编,以书为纲,先就一书录其《元史》未收史实,以备采择”。在读明代史料的过程中,郑天挺注意到《明实录》、明人笔记、《明书》《明事本末》《罪惟录》等,多有补正《明史》之处,于是准备整理成系统的《读明史札记》。1939年2月5日记:“近日颇思以平时讲述所蓄,编为明清史,即以札记为长编。现每日约钞二千字,一月可得五万字,暑假后或可着手纂辑矣。”这些方法看起来朴实,实则是读书作文的基本法。他的方法和陈寅恪的史学论著颇为相似,即是先摘录史料,然后考订,记成卡片,进而登之簿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郑天挺先是细读《明史》《明实录》等史籍,继而借阅明人如宋濂、高启等人的文集,“摘其有关明初史事者录之。”

后为延聘胡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担任导师,又为图书利用之便,迁研究所学生到李庄,与史语所一起,并请史语所董作宾、李方桂等代为指导,多所努力。

民国时期,著书仍沿承文言著作的传统,多有接续文史典籍的计划。1939年6月20日,郑天挺与傅斯年、毛子水等聊天,傅斯年谈到自己有意纂辑《明编年》《明通典》,约郑天挺合作。毛子水也劝郑天挺作《续续资治通鉴》,郑天挺自道“拟别纂《明会要》”,傅斯年也极为赞成。过了三天,傅斯年晚饭后过访郑天挺,“谓前谈之《明通典》,拟改为《明志》”,两人于是一起拟定了《历法》《氏族》《经籍》等二十四个篇目。到了7月10日,傅斯年又过访,适逢郑天挺不在,便留字条曰:“前所谈《明书三十志》,兹更拟其目,便中拟与兄商榷其进行之序。果此书成,益以编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第二天,傅斯年同郑天挺重新拟定了《明书三十志》的目次,并准备约请毛子水、汤用彤等分任,用五年的时间写成。关于这部著述的书名,郑天挺为了区别于傅维鳞的《明书》,题名《明志》,和傅斯年商量后定名曰《明书三十志》。尽管著述计划已经讨论得颇为透彻,但他们面临的一个现实困难即是藏书不足,如郑天挺所记“手头仅有《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稗史》《痛史》诸书,殊不足用”。

三、教务。郑先生是历史系教授,按照联大规定,担任总务长后可以不用教学,但是郑先生坚持承担教学任务,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王永兴回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述,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郑先生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1年1月29日日记:

郑天挺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主要著作之一《清史探微》的命名经过。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1944年3月30日记曰:“吉忱久劝余将清史考订文字集为一编,愧而未敢。莘田并为定书名曰‘清史然疑’。余不甚喜杭大宗为人,故不愿同其书名,且余所作,于清史多疑少然,用之亦嫌未允。今日拟用‘清史稽疑’为名,商之锡予,以为可,并请其作序。”第二天,郑天挺便拟定了“清史稽疑”的目录,并补上了几篇“待作”之题。一年以后,郑天挺考虑到“稽疑”之名出于《尚书·洪范》“明用稽疑”,而此书与“明用”无涉,于是准备改为《清史证疑》。

四、家务。郑先生是一个人在联大生活,又住集体宿舍,伙食不是集体吃,就是下小馆子;衣物开始都是请人清洗的,如1938年12月21日日记:

一个月后,毛子水来郑家做客,郑天挺又将书名问题请其斟酌,毛子水认为“证疑”不如“稽疑”,但“稽疑”之名仍不煊赫,不如“索隐”“辨微”之名显。“二人商久之,定为《清史探微》。”

校中今日发薪。余薪三百六十元,除五十元基本生活费外,按七折发给,应支二百六十七元。扣所得税四元七角,飞机捐八元零一分,印花税六分,实领二百五十四元二角三分。

同年9月,郑氏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依其所望,须有研究计画并研究著述与之。”郑氏便拟定了两项,一是“仍作《清史语解》”,二是“以馀晷作一《目录学述要》,分上下二部,上通说,下述例。通说分总论、书目、刻书、聚书、板本、校雠六章;述例以《史记》为证,集诸家书录考订板本、校雠之说。”

此日记载:“洗衣○.一○元”,按当时郑先生的收入来说,这笔洗衣钱可谓是相当便宜了。但到了1941年1月12日日记:

平心而论,这类选题都很有价值,如果能假以时日专注从事的话,都有写成学术名著的潜质。可惜战事之下,书桌不宁,直接影响便是学术思路的中断,郑天挺在1944年夏天的一个雨夜重拾《清初礼俗讲稿》,却发现“事隔年馀,当时情趣几于全忘”。郑天挺曾怀疑自己日记的价值,“读书所得又别书”,希望能日记能在“起居外略有论述”。在今天,这册日记的价值已然是不可置疑了,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细节生动的西南联大,也了解到了所幸能读到的著作如何酝酿成型,当然更多的是未能完成的学术构想。

洗衣一件。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今浣衣手破,不可不记也。尝谓自抗战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

《日记》中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场景:1940年除夕,研究所只有郑天挺、汤用彤的房间有灯光,远处欢声沸鼎,一齐过年,恰也没有日本轰炸机的惊扰。郑天挺点读《典故纪闻》之后,在日记中记下:

日记内对清洗衣物、缝补袜子之事记载不多,但从“浣衣手破,不可不记”来推断,在经济拮据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大概得三天两头“作之”的。

“以清静读书结束此二十九年,亦大快事。”

中华读书报:能否请您多披露一些郑先生日记的内容?

俞国林: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平,与北平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与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等,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天挺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如1938年9月16日上海日记:

独往绿阳春进膳,一菜一汤索价至一元八角,上海生活抑何贵也!

11月30日昆明日记:

独至小有天进膳,牛肉一簋,饭一盂,价一角五分。此近来最廉之一餐也。

待到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却倒了过来,昆明物价远远超过重庆、南京、上海,如1945年10月1日南京日记:

由店家介绍至美龙镇便饭。凡唤炒虾腰八十元,红烧划水七十元,烧菜心三十元,炒肉丝五十元,干贝炒蛋七十元,什景豆腐汤四十元,花雕半斤七十五元,饭三客三十元,此与昆明、重庆不可相衡也。

10月7日上海日记:

九时在大中华食包面而还。三时再偕子坚、雪屏上街购物,在建康商场为晏儿购织锦衣料一件,价千七百五十元。此两月前昆明阴丹士林布六寸之价也。最贵时每尺三千。六时在一品轩晚饭,三人共用五百五十元。饭后无聊,至茶馆听清唱。寂无一人,候至八时始开场。

〔付早点一○○元,晚饭一八五元,听唱二○○元,小刀一把三六○元,衣料一七五○元,臭虫药一○○元,书报一○○元,洗衣七○元,本日用二八六五元。〕

也就是说,此时上海一件衣料的价格,两个月前在昆明只能买到六寸。8月24日所记昆明一日之用度:“付西红柿斤三○○元,鸡蛋十个一四○○元,晚羊肉五○○元,雯送礼四○○○元,雯用二五○○元。”足见此时昆明通胀之高了。

我们读书时,教科书上有过一句“走过马路两三条,物价也要跳三跳”来形容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郑先生1943年7月26日日记:

至大街购物,有美国胰子,一处二百十元,一处一百五十元,两处相去不足百步,索价相差五六十元。

这些详细的数据,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素材。

郑先生的日记,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以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兼课、写报头文字等,叙说至真。如1943年3月郑先生将赴重庆开会,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其17日日记记载:

膺中来谈,以棉袍一件,托其夫人修理,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若入渝则太不整齐,故托为补缀之。

“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八字,道出了当时教授们的整体生存状况。而对于工资的发放,同一年的9月1日日记:

自余任总务长,必于月底发薪,未尝稍迟。昨日以上月有人事更动,手续未齐,定今日发。及入校,闻仍未发,为之大怒,询之,乃因刚如未至,无人代常委盖章,遂命人往寻,责令下午必发。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读此最末一句,唯剩感慨而已。为了生计,有些教授还到处兼课,或者给报纸写无聊之文字,如郑先生1944年1月7日日记:

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

郑先生即使到了连吃一个鸡蛋都觉得奢侈的时候,也没有兼课,也不曾写过一篇无聊文字,践行着“君子固穷”的高尚品格。

应该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仅仅是郑先生个人,同时也是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一时期教学、研究、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记录,更是抗战时期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文化火种、投身教育救亡的真实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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